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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评价江青说开去

   30年前,江青堪称国人皆曰可杀。郭沫若以‘白骨精’名之,便是一种反映。而其后在正义路一号举行的那场审判,虽并不见得真属‘正义’,但还是把江判了‘死缓’--这固然意味着江命得保,可到底出现了‘死刑’的字样(据说此前于庭上一直气焰嚣张的江青,听了开头‘判处死刑’四个字,顿时站立不稳,瘫如烂泥)。这说明当局不能完全不顾民意,而只能在‘党的利益’与‘群众呼声’之间寻找某种平衡。尽管最终是以‘党的利益’为优先考量。正所谓‘打狗看主人’,江直言‘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就咬谁’,把主席咬人的的狗处死,未免有损伟大领袖光辉形象。自然万万不可。
   
    时光流逝,毛已‘到马克思/上帝那里报到’32载了。江向主人禀报说‘您的学生跟随您去了!’也10多年了。对江的评价似乎也有点‘与时俱进’的味道---不再是那种非黑即白的两极化`绝对化论断,而是可以‘摆事实,谈异见’了。这无疑表明大陆社会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经济上‘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价值观也渐趋多元化,不再被党文化主宰一切。虽仅属开端,也十分可喜。
   
    说回江青,套用《沙家滨》里一句台词:‘这个女人不寻常’。当年批‘四人帮’,大陆传媒‘舆论一律’,说她是‘上海滩的三流戏子’,‘生活作风糜烂’,‘曾经叛变革命’;后来混入延安,到处出风头,攀权贵,结果得尝所愿,与毛结合。但其野心逐渐膨胀,至文革达登峰造极地步,妄图篡党夺权。罪恶累累,害人无数。如此等等,简直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

   
    正像香港人常说的,‘官字两个口’。此前毛在世时,可不是这么讲的。特别从66年6月起,江青便被封为‘文化革命旗手’,培育‘样板戏’的大功臣,连‘郭老’也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当众向她朗诵颂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震天价响,往往是‘敬爱的周总理’带头高呼,并且举起他那在延安时期受过伤的右臂。曾几何时,就调了个180度!
   
    ‘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此乃江文革前所写的一首诗,曾遭狠批谓其流露对‘党’不满云云。盖中央政治局当年同意其与毛同居时,曾‘约法三章’,第三条为20年内不得干政。遂使江被一直冷藏,不能出头露面。个中曲直是非,此处暂不置评,只想借用‘锁在烟雾中’一句,说明毛时代大陆社会之封闭状态。政治人物透明度尤其谈不到,所以许多事情若明若暗。好在21世纪资讯发达,互联网更突破了不少禁区,使当局再也难以做到‘一床锦被遮盖则个’!
   
    比如30年代的蓝苹,就绝非区区三流戏子。这位原名李云鹤的山东女郎,虽出身寒微,却‘人穷志不短’。敢于只身闯到十里洋场,短短几年,就演出了一幕幕世人瞩目的活剧。就以其演艺生涯而论,先主演话剧《娜拉》受好评,后主演《大雷雨》,与赫赫有名的赵丹演对手戏,还主演过蔡楚生导演的电影《王老五》,这岂是三流戏子所能为?
   
    说到感情生活,更是丰富多彩,而且男方几乎皆属精英:第二任丈夫俞启威,后名黄敬,青岛名门望族公子,北大高材生,中共建政后任天津市长;第三任的唐纳,又名马骥良,著名影评人`编剧兼记者。唐蓝共谐连理时,与赵丹的一对`顾而已的一对举行集体婚礼,由大律师沈钧儒主婚,轰动一时。第四任的章泯是名导演,章蓝因从事戏剧工作而生情,这在娱乐圈司空见惯。倘视此为‘生活糜烂’,无非封建的男性中心思想而已。
   
    如果说上述事实对许多读者并不陌生,那么,刘海粟的回忆便未必广为人知。这位美术大师80年代谈到当年的蓝苹,也就是后来的江青时,说的是:她的长相并不突出,但身上的。。。都非常好。还有一点,这个人倒是有一点艺术天分的,你同她说什么,她都能理解。有一种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躯非常优秀。蓝苹就是这种女子。
   
    而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57年1月18日在莫斯科与江青见面,江盛赞程的‘一唱二做三水袖’,程事后称‘江青是一个知音!’(章诒和《伶人往事》)由此可见,林彪在66年初发出那份《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信中,说江青‘艺术上是内行’,不完全是溢美之词。
   
    在这方面,名作家`沈从文大弟子汪曾祺也有类似看法。他作为《沙家滨》编剧,在‘四人帮’倒台后,仍肯定江青所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
   
    非但如此,在韩三洲的《三个人眼中的江青》里,还提到江青70年代初赠送线装本《毛泽东选集》给汪;被捕时表现冷静;以及在狱中长时间看毛像并流泪,等等。都说明她并非一些‘纪实作品’所写的那样。她有时会友善对待下属,跟毛也是有夫妻感情的,和普通的女人没什么分别。
   
    由此想到,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那种‘忠奸分明’的绝对判断,往往与事实大相径庭。江青确实在文革期间做了很多坏事(其中绝大部分奉毛之命或受毛支持),但不能把她24岁投奔延安前说成一团漆黑。即使后来千方百计向上爬,包括与毛结合,也是一个女人正常的欲望。不应将其妖魔化。事实上,49年10月,宋庆龄所见的江青,还是‘有礼貌,讨人喜欢的’。56年宋设宴款待印尼总统苏加诺,江青出席作陪,宋称赞她‘举止文雅,服饰得体’。(至于后来宋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骂江为‘无耻婊子’,那是文革期间宋父母墓地遭红卫兵捣毁以致尸骨被弃置荒野,而江却上门对宋大赞红卫兵之后。正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与江青相似,毛身边一批以‘左’出名的文化人,也不是从来都一无是处。例如陈伯达,胡乔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确有研究,对文艺也不外行。胡懂诗歌,曾给聂绀弩的诗以很高评价。作为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毛极左的做法并非百依百顺。58年庐山会议前,胡与李锐等私下批左的言论就不少。中共‘九大’准备政治报告,陈主张着重讲发展生产。但在毛的高压下,他们不得不屈服。
   
    即使毛本人,1927年蒋‘清党’之前,他还是国民党的‘同志’。尤其孙中山先生在世时,他担任国民党中央的候补执行委员兼宣传部代理部长,还为‘国民革命’作出过贡献。倘把他说成天生的大魔头。那便是抹杀历史。
   
    总之,研究历史,臧否人物,宜多侧面`全方位着手。‘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鲁迅这话虽就文艺评论而言,其实对历史人物也应如此。但须言之有据,以事实为基础。正因为此,搜集与保存史料意义重大,尤其大陆至今依然禁区多多,许多历史事件真相都没有公开。
   
    (0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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