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余杰文集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官员妙语一箩筐
·SB会在北京开吗?
·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县委书记是个高危职业吗?
·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没有愿景的胡温可能“不折腾”吗?
·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钦差大臣》的故事在中国上演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黄鼠狼给鸡扫墓
·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
·从毛泽东的木乃伊到胡温的御笔
·温家宝打造的“服务型政府”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我被第二次传唤的经过
·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反党不是叛国——从陈独秀案与刘晓波案看威权与极权制度之差异
·他们为何如流星掠过黑暗的夜空?——读《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
·刘晓波将像曼德拉一样观看世界杯
·既然缅怀杜重远,便当释放刘晓波——寄语叶公好龙的温家宝
·中国的信仰复兴、社会重建与制度转型——“以神为本”丛书总序
·奥巴马的姑姑与温家宝的家人为何命运迥异?
·神州处处皆酷刑
·一切祸患的根源都在中央政府——如何破解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的“两难”局面?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
   ——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一九三六年,曾经积极支持苏联政权的法国作家纪德出版了《访苏归来》一书。纪德并没有因为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热情款待、精心安排参观项目而成为其吹鼓手,也没有迫于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政治正确”的压力而保持沉默。相反,这位睿智的观察家嗅到了那个庞大帝国中四处弥漫的血腥味,纪德直截了当地批评道:“我怀疑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一个国家,甚至希特勒的德国,其思想和精神比在苏联更不自由、更受压抑、更胆怯(受恐吓)、更附庸化。”纪德对苏联的尖锐批评,立即被淹没在当时普遍左倾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唾沫之中。
   然而,纪德所揭示的还只是斯大林帝国的冰山一角——如果说希特勒帝国仅仅肆虐了十多年,随着二战的结束,纳粹思想及其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根除;那么斯大林帝国则整整肆虐了三十多年,在斯大林死后,其思想体系及其制度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斯大林当之无愧的是一个“精神暴君”,正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办法是使人们“相信他拥有真理,但这种信念所固有的残忍、专横、暴虐和凶恶还从来没有如此有力地表现出来”。因此,斯大林的罪恶甚于希特勒的罪恶。
   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一场不亚于三十年代大清洗运动的政治迫害又拉开了序幕: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斯大林的新宠、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突然死于心脏病。斯大林亲自批示调查这起犹太医生的“谋杀计划”,此后四年间大规模的逮捕席卷而来……仅仅是因为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本人的死亡,这场新的迫害才戛然而止。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布伦特和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诺莫夫合著的《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即是对这段可怕的历史隧道的第一次“探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研究的性质类似于地理探险。
   尽管两位作者在结束全书时谦虚地表示“在对斯大林的‘医生阴谋’这个巨大迷宫的调查中,我们仅仅到达了深渊的入口”,但由于两位作者对最新获得的大批秘密档案——包括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史档案、俄联邦安全保卫中心档案和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的引用、分析和比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使得读者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社会的变迁以及晚年斯大林的心态有了崭新的认识。因此,这本书“为二十世纪的灾难文学作出了无价的贡献”。
   历史视野之外的苏联反犹运动
   不久前刚刚去世的百岁老人、有“纳粹猎人”之誉的维森塔尔,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他一生致力于追查纳粹战犯,先后将一千多名潜逃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维森塔尔为何不开始新的生活,却将漫长的人生与那段黑暗而恐怖的历史纠缠在一起呢?他在自传中写道,一九四四年,一个党卫军军官对他说:“你想把集中营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民。这是对的。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他们会说你疯了,甚至把你送进精神病院。除非他们亲自经历,否则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为了否定这名党卫军军官的判断,维森塔尔开始了其艰苦卓绝的事业,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给他颁发勋章时所言:“我们应当加入维森塔尔的事业。我们的良心不能动摇,我们的记忆也不能淡薄。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就会重蹈悲剧的覆辙。如果我们要想拥有一个和平的未来,我们就必须铭记过去的罪行。”
   在此意义上,布伦特和诺莫夫两位历史学家所从事的也是同样的事业,他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反犹主义决不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突发异想,它根植于欧洲历史文化中幽深的种族主义传统;反犹主义也不只是纳粹所独有的意识形态,它在斯大林那里同样是一记战无不胜的“杀手锏”。《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忠实地记录了斯大林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由此延展出来的反犹政策——这是一场历史视野之外的、规模巨大的反犹运动。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革命领袖中便有托洛茨基等诸多犹太人,被新政权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是犹太人。但这并不能改变俄罗斯沙文主义历史传统中对犹太人的蔑视和排斥。在斯大林掌权之后,苏联的反犹主义又摇身一变成为反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斯大林与希特勒心心相印、惺惺相惜。随着德国对苏联的突然入侵,斯大林只好暂时收敛起反犹思想,并允许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组建反法西斯组织。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苏联的势力急剧膨胀,斯大林又肆无忌惮地重弹其反犹老调,继承起希特勒未竟的事业来。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人,在俄罗斯帝国内部,属于高加索人的格鲁吉亚人从来都是受歧视的族裔。然而,极为吊诡的是,斯大林却是一个狂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对格鲁吉亚人的镇压从来不曾手软,更对犹太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变态的心理,也许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包括对自己外形的自卑有关。当然,当反犹主义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时候,它又包含了斯大林巩固权力的意图。
   一九四七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社会从上到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犹运动。《真理报》上发表社论严厉谴责犹太人的思想和文化破坏了俄罗斯的“纯洁性”,指责犹太人是不会效忠苏联的西方间谍,一旦苏联与美国开战,他们都会成为帝国主义的“第三纵队”。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成千上万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导人、军管、公务员和商人被无情地传讯,失去了职位,并被公开嘲弄、辱骂、威胁,甚至监禁,许多人被处决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德军围攻莫斯科的危急时刻,斯大林并未命令将莫斯科艺术学院内瓦格纳的肖像取下来;而在五十年代初,犹太作曲家门德尔松的肖像却被从艺术学院大厅移走了。
   日丹诺夫的突然死亡,成为斯大林将反犹运动升温的绝佳借口。就像此前斯大林利用基洛夫、高尔基等人的死亡,制造了一环扣一环的冤案来清洗政敌一样,此刻他又故伎重施。负责克里姆林宫医疗工作的犹太医生们纷纷被捕,四个规模空前庞大的集中营动工兴建,莫斯科街头巷尾都在传说领袖要将所有犹太人都遣送到西伯利亚去,甚至还发生了殴打排队买食品的犹太妇女的浪潮,“对医生们的审讯计划在三月进行,但是到二月,许许多多甚至连牲口都不适合住的牢房被草草建成了,围绕莫斯科的那些专用铁轨上满是货运列车,大城市的民兵总部正在列出要驱逐的公民的名单——那些具有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百犹太血统的人。”
   这次种族清洗显然不是领袖的心血来潮,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在《斯大林密闻》中所指出的那样: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是打算建立一个绝对服从“当家的”的一统社会,并为国家做战争准备;而一九五三年计划的清洗也有同样的目的,意味着要重新恢复被战争损害了的纪律,使已逐渐消失了的恐惧感重新笼罩全国,并且策动与西方的战争。一九五三年二月,斯大林最后一次出席党中央主席团常委会,猛烈抨击了那些担心西方对医生案件的反应的战友们,辱骂他们是“瞎眼猫”,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惊恐万分的话:“我们谁都不怕,如果帝国主义者们想打仗,那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死神迅速降临,使斯大林的战争狂想曲未能奏响,否则这“第三次世界大战”又是人类的一场浩劫。
   斯大林企图利用这场反犹运动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对内是树立“敌人”的靶子,获得党政军系统和老百姓对“伟大领袖”的支持,进而彻底清除残存的老战友们。他亲自指示审理犹太医生案件的特务头子:“如果医生们不从实招来,你就到他们现在呆着的地方去。”所谓“从实招来”,便是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久经考验”的政治局委员们统统网罗其中——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这四位老战友再也没有被邀请到其别墅去,斯大林已经把他们看作是“死囚”了。对外则是故意挑起西方对苏联的反感,按照斯大林的逻辑:既然犹太人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么打击犹太人,就会疼在美国主子的心上。如果西方由此掀起新一轮的反苏浪潮,那么就趁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至于那些在监狱中冤死的犹太医生,对斯大林来说根本就只是一批囚徒的番号罢了,他对他们不会有丝毫的怜悯和愧疚。
   这场可耻的反犹运动虽然未能全面实施,但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剥夺了自由、尊严和生命。然而,斯大林和苏联政权犯下的这些丑恶罪行,并未像纳粹的罪行那样彰显在光天化日之下。维森塔尔曾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各种罪行的历史。因为历史会重演,所以信息是一种防御。通过它,我们能够,也必须建立一个避免重蹈覆辙的防御机制。”在此意义上,布伦特和诺莫夫所从事的事业与维森塔尔是相同的:不仅是哀悼无辜受害的逝者,更是要将产生暴政的机制彻底埋葬。
   流氓是“恺撒王国”真正的主人
   《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一书细致地梳理了作为至高无上的领袖的斯大林与苏联的政治制度之间“鸡生蛋、蛋生鸡”般的复杂关系。“犹太医生”冤案完全是斯大林个人基于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矛盾心理状态而制造出来的闹剧,却被各级党政官僚、军队、安全部门、宣传和教育机构忠实地执行。
   斯大林是怎样成为苏联帝国的“当家人”的?斯大林这样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没有尊严感和道德感的流氓,是如何成为“不朽的导师”的?或者用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方式提问:“为什么数量巨大的人们,在体力上占有优势,却要一致同意服从一个人或者一小批人,如果这些人握有权柄的话?”布伦特和诺莫夫通过研究斯大林日益歇斯底里的晚年生活,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立足于这个国家的最高处,斯大林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这个国家赋予了他绝对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找到了使这个国家脱离合法化的方法。在他生命的最后年头里的‘医生阴谋’成了达到这个目标的、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它赤裸裸地表明了斯大林的权力不是从国家和它的制度中产生的,而是从那个允许他操纵国家和国家制度的隐秘的体制中产生的。”换言之,斯大林的权力来自于一套比写在纸面上的苏联宪法更重要的“潜规则”。他用一种粗俗的催眠方式巩固其绝对权力,而类似于“医生阴谋”的案件正是其用来实现催眠效果的绝妙材料。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