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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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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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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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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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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腔”与“北京腔”

   
   “港台腔”与“北京腔”
   
   
   大陆广电总局近日下令,禁止各电视台的主持人使用“港台腔”主持节目。然而,从北京本地电视台渐渐蔓延到中央电视台和凤凰电视台的“北京腔”,却没有受到任何一点的触动。显然,这是一种语言权力的不公平。在“语言歧视”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文化的重大分歧乃至价值观的截然对立。

   所谓“港台腔”在大陆的走红,与九十年代以来港台流行文化席卷大陆同步。再加上更为流行的日韩文化,大都是以港台作为桥梁,先登陆港台,再冲击大陆。比如日韩的电视连续剧,大都是港台完成的配音,自然带有浓浓的“港台腔”。喜欢看这些电视连续剧的大陆观众,长期熏陶其中,自然以说和听此种口音为时髦。
   为了迎合老百姓的时髦感觉,电视台和电台的主持人们,也都争先恐后地在各自的节目中使用柔软的“港台腔”。我一直认为,软绵绵的“港台腔”入主中原是一件好事。大陆贫富悬殊名列世界前矛,社会矛盾日渐激化,老百姓心中仇恨与愤怒的情绪远胜于“文革”前夕。人们说话的时候往往斩钉截铁、凶神恶煞,好像每一个言说的对象都是其不共戴天的仇人。在此背景下,大家学习一下让人如沐春风的“港台腔”,增添一些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多情善感,也许能够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缔造胡锦涛主席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更是大有好处。因此,政府虽然不必刻意鼓励和倡导“港台腔”,也大可不必将其视为异类,像当年“割资本主义的尾巴”那样将其除去。
   要“北京腔”而不要“港台腔”,这是昔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维方式的重演。这一禁令是后极权主义时代里,社会评价系统分裂的典型的表现。在北京的官僚看来,港台是“南方”,是资本主义,是纸醉金迷,是靡靡之音,是政治不正确;而北京是“北方”,是社会主义,是红色首都,是革命的中心,是政治绝对正确。所以,“北京腔”尽管不是“普通话”、不是正宗的“国语”,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被言说、被传播。北京话与党的权威密切相关,北京话能够传播多远,便是北京的手能够伸多远。在那些老朽官僚心目中,“港台腔”则患有天生的“原罪”,一定要除之而后快。但是,为数众多的年轻人却不管这一套,“港台腔”深为年轻一代所喜欢,从港台泊来的各种选秀活动更是层出不穷,它们代表着“更为先进的文化”,也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市场价值”。
   那些下令禁止大陆媒体人士说“港台腔”的主管宣传的官僚们,才是支持“台独”或“港独”的“罪魁祸首”。他们根本没有对多元文化的尊重,而俨然以通天塔的主人自居。他们公然将港台文化视为次等文化,公然将港台同胞视为次等公民,真是“官逼民独”,“民不得不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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