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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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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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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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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为了在奥运前夕营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共当局从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实施新的对外国记者的管理规定,对外国记者在中国大陆的新闻采访活动有所放松。路透社成功地采访了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因反对六四大屠杀而被判刑的中共最高级别的官员鲍彤。鲍彤出狱之后长期受到严密监控,不仅不能与外国记者见面,就是普通的中国人要去他家探访也难于上青天。

   此次路透社记者到鲍彤家成功完成采访,对许多外国记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鼓舞。他们可以依靠当局的这一新规定,挑战中国大陆对新闻采访的重重限制,突破宣传部门和安全部门设置的“黑名单”。根据官方发布的新规定,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本人同意,无论是异议知识分子、维权律师、坚持新闻自由的记者、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信仰者,还是西藏、新疆等敏感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士,外国记者都可以自由地进行采访。长期以来被监控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刘晓波、王力雄、胡佳等人士,应当迅速成为外国记者所采访的对象。而西藏、新疆等地更多的真相,也有望被曝光在全世界的面前。
   但是,这一规定却仅仅针对外国记者,中国本土的记者并不享受类似的自由和权利。这是中共当局一直实施的“外松内紧”的政策。就如同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享受种种“超国民待遇”,而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却受制于政策壁垒和重重盘剥一样,外国记者在中国可以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而中国记者却只能在独裁专制、愚民政策的紧箍咒之下挣扎和呻吟。中共当局以反帝英雄自居,动辄拿出当年上海租界外国人建立的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故事,来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殊不知,中共自己才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比慈禧太后还要冷血和无耻的统治者。
   就在外国记者获得部分自由的同时,中共当局对内的新闻整肃却达到了六四惨案之后的顶峰。胡锦涛时代的新闻出版控制远甚于江泽民时代,近一年多以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百姓》杂志等报刊先后遭到整肃,数十名记者和网络异见人士被捕入狱。近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舒林在全国图书交易会上下令查禁包括章诒和所著的《伶人往事》在内的八本新书。当下新闻出版控制之严厉,堪称三十年来无与伦比。
   根据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调查,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中共对新闻出版的严密控制,既是其毫无自信心的体现,又表明胡锦涛政权根本无心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首先开报禁,才有开党禁。报禁不开,党禁也就无法解除,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也就无法建立。从中共当局抓捕记者、严控媒体、查禁书籍等种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可以看出,其末日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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