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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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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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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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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二零零六年年底,大陆评选出了所谓的“中国十大智库”,依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这十个单位虽然号称“智库”,却多少显得名不副实。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指出:“智库从概念上讲,都是非官方的,如果它一旦是官方的就不能叫智库了。”在西方,智库的定义和作用十分清晰,智库的研究人员主要是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可靠信息。智库主要是集中在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评估者指出政策建议,至于政府采不采纳是政府的事情。智库的建议,有的时候与政府的政策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完全背道而驰,但这样的研究却能让政府的决策更加周全和完善。
   但在中国,“智库”却成为官府的附庸。对此,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辩护说:“我们评出的这十大智库尽管都带有官方色彩,但是它们却因此获得了政府非常大的信任度,所以它们对决策的参与程度远远超过西方的智库。”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掩耳盗铃:当权者为“智库”下达研究课题,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研究人员,往往致力于揣摩领导的心思和意图,其研究方法和结果明显打上了“惟上”的烙印。如此研究,根本无助于帮助领导人完成科学的、民智的决策。正如黄靖所批评的那样:“长期来说,学术的独立性,对一个领导人、政策制订者能否客观地、独立地去分析制定政策,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会容纳一个非常独立的智库。”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谁能影响胡锦涛的决策?被外界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智囊,无非有如下几位: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他是“和平崛起”的理论的倡导者,曾经为胡锦涛赴美访问打前站,广泛接触美国政、经、学各界人士;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教授俞可平,他多次赴西方访问和讲学,不久前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广受关注;保密局局长、前社科院法学所署长夏勇,著有若干关于宪政问题的著作,主政保密局之后揭密了一批档案材料。值得玩味的是,这几位被海外舆论认为是胡锦涛智囊的开明派人物,从来没有承认或否认过其“胡锦涛智囊”的身份。他们越是沉默似金,越是让谣言漫天飞舞,似乎是有意为之。
   我个人认为,郑、俞、夏诸人,都算不上胡锦涛的智囊,更非“帝王师”。独裁者只需要善于领会个人意愿的奴才,而不需要真正能给自己出主意的智囊。在极权主义体制之下,要成为一名权力巩固的独裁者,靠的是厚黑学和权谋术,而不是身边有多少聪明的智囊。上个世纪八十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均善待知识分子,善于倾听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建议,但他们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得以巩固。相反,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独断专行、排斥异己、任用小人,反倒成为权力角逐中的胜出者。
   没有人能够影响胡锦涛,胡锦涛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早已在毛泽东时代定格下来。那些试图影响高层决策,并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而踏入仕途的知识分子,最终不仅没有改变当局,自己反倒迅速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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