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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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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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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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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百姓为何痛恨警察?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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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是我的一抹挥之不去的乡愁。记得诗人冯至在一篇回忆北大生活的文章中写道:“我经常怀念的是在简陋的校舍里学习的六年。因为那时,在北大独特的风格与民主气氛的熏陶下,我的思想渐渐有了雏形,并且从那里起始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雏形也许是不健全的,道路也许是错误的,但我却从来没有后悔过,只要提起北大彼时彼地,便好像感到一种回味无穷的‘乡愁’。”对于我来说,虽然毕业离开北大好几年来,也曾多次返回北大看望老师和同学,但返回母校的心态跟昔日在北大念书时候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不知不觉之间,自己成了“旁观者”。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已经如流水般逝去的在北大念书的七年,已经成为我永远的“乡愁”。

   北大不是一个嬉戏玩乐的好地方:跟其他全然是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的大学新校区相比,北大的“硬件”简直糟糕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宿舍阴暗、澡堂拥挤、食堂简陋、图书馆一座难求。但是,北大却是读书人的好去处,正如蔡元培校长所说,大学之大,不在大厦,乃在大师。今天的北大虽然已经大师凋零、青黄不接,却仍然有一样东西是其他许多大学无法与之相比的,那就是北大有一群坚持将五四精神、自由传统的薪火代代相传的教授。这些有人格感召力的老师当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教授,还有刚刚登上讲台的年轻教授。无一例外,他们家中都有丰厚的藏书,一般而言,家中没有藏书的教授不算是好教授。而师生关系亲密程度的标尺致意,便是学生是否被教授邀请到书房中去谈天说地。我在北大的七年间,在教授的书房里所受的教诲,远远大于在课堂上的收获。
   美国学者皮特说过,老师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业。这种“权力”,不是政治家所孜孜以求的权力,而是一种更有价值、更倾向于永恒的“权力”。作为教师,有权启迪、有权激励火花、有权浇灌干枯的树根、有权提出疑惑的问题、有权尝试怎样回答、有权谴责躲避真理、有权建议该读的书、有权指点迷津。在北大,老师的这一系列“权力”,是在其书房中而非在课堂上完成的。北大教授,尤其是文科教授,大有这样一种悠久的传统:他们的书房永远向那些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学生开放。他们的书房是一扇窗,他们自己通过这扇眺望更远的地方,他们也让学生们趴在窗框上一起眺望。
   我在北大求学的时候,每逢周末都会到老师们的书房去,跟老师请教和讨论各种学术问题。我念研究生时候的导师是夏晓虹教授,于是她的夫君陈平原教授自然也就成了我的“准导师”——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聪明计划”,我的导师由一位变成了两位。在那些值得怀念的日子里,我经常和师兄弟们一起到北郊西三旗育新花园老师的家中,在老师的书房中聊天。或者是报告论文写作情况,或者是普通的节日团聚,或者是老师有新书出版,每一次师生十几个人一起研讨学问,通常直到深夜才结束。回学校的时候,我们五个人凑一辆车,一般要找三辆出租车才能装满。
   老师的书房不大,各种书籍杂志堆积如山,连茶几上也几乎没有一处空地了。两位老师除了关心专业方面的著述之外,对其他领域的若干新书也聚而读之。许多新书都是两位老师介绍的。老师家中,除了有好书,更有好吃的。陈老师爱吃山楂片,夏老师爱吃巧克力,学生都有份分享。有一段时间,夏老师刚从日本讲学归来,从日本带回来很多精美的点心。正好是一个中秋节的晚上,我们一帮学生围坐在老师的书房里,清茶、月饼、点心、窗边的满月与满室的书籍,还有两位笑咪咪的老师。我们像是一家人一样聚在一起,好像又回到了古代的书院之中。
   除了自己的导师之外,我还去过其他很多老师的家,参观过各种摆设不一的书房。记得有一次去明清文学研究专家周先慎教授家,先生的藏书大都是古迹。周先生用四川话与我拉起了家常,原来我们的家乡相距不过几十公里。那天,天气很热,先生穿着一件雪白的汗衫,眉飞色舞地跟我谈论《聊斋》,简直比观看王祖贤的《倩女幽魂》还要惊心动魄。还有一次我去严家炎教授家,那时我正因为一篇文章惹祸上身,工作受阻。严先生对我的处境非常关心,亲自写信推荐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念博士,告诉我说:“到那边你不会有压力,也可以安静地做几年学问。”不过,我告诉先生说,我志不在此,也许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呢。钱理群教授的家是我去过次数较多的地方,从燕北园到西三旗,钱老师的家越搬越远。钱先生的书柜里,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一套一套的现代文学大师们的全集。而在这间书房里,最不缺少的是钱老师朗朗的笑声。在王岳川教授的书房里,说不定还可以听到他亲自弹奏钢琴曲;在曹文轩教授的书房里,则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各种儿童文学著作。中文系很多老师对学生的方式,都是“严”与“慈”的结合。徐志摩说过,他在剑桥的学问都是在导师的书房里,被导师的烟斗熏出来的。我还算幸运,在过从甚密的几位北大老师中,并没有一位是抽烟的,我在学到真知的同时,也得以免除“烟熏火燎”之苦。
   中文系教授的书房,藏书之多,在北大的各系科中大概名列前茅吧。书架通常“顶天立地”,占据了书房的大半空间。在这样的书房里读书和写作,真有“坐拥书城”的自豪感。那时,我常常想: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如此数量和质量的藏书呢?我毕业之后几年来,买书的速度也几乎赶上了好些老师,从租房到买房,搬家数次,刚刚搬家不久,多出来的空间便迅速被新书填满了。如今,我的藏书已经不比某些老师少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老师们的学问与人格呢?
   可惜的是,在日渐喧嚣的北大,这种“书房里的学问”正变得愈发稀少。年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渐渐趋于淡漠,年轻教师似乎更看重职称与收入,放在教书育人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他们的书房不再向学生们开放,他们自己在书房中停留的时间也不多。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里,有多少教授还愿意花时间与学生们的清谈呢?随着老教授们一个接一个地退休和离开,今后的学生们还能获得与老师分享书房的优待吗?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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