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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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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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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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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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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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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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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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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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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是我的一抹挥之不去的乡愁。记得诗人冯至在一篇回忆北大生活的文章中写道:“我经常怀念的是在简陋的校舍里学习的六年。因为那时,在北大独特的风格与民主气氛的熏陶下,我的思想渐渐有了雏形,并且从那里起始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雏形也许是不健全的,道路也许是错误的,但我却从来没有后悔过,只要提起北大彼时彼地,便好像感到一种回味无穷的‘乡愁’。”对于我来说,虽然毕业离开北大好几年来,也曾多次返回北大看望老师和同学,但返回母校的心态跟昔日在北大念书时候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不知不觉之间,自己成了“旁观者”。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已经如流水般逝去的在北大念书的七年,已经成为我永远的“乡愁”。

   北大不是一个嬉戏玩乐的好地方:跟其他全然是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的大学新校区相比,北大的“硬件”简直糟糕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宿舍阴暗、澡堂拥挤、食堂简陋、图书馆一座难求。但是,北大却是读书人的好去处,正如蔡元培校长所说,大学之大,不在大厦,乃在大师。今天的北大虽然已经大师凋零、青黄不接,却仍然有一样东西是其他许多大学无法与之相比的,那就是北大有一群坚持将五四精神、自由传统的薪火代代相传的教授。这些有人格感召力的老师当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教授,还有刚刚登上讲台的年轻教授。无一例外,他们家中都有丰厚的藏书,一般而言,家中没有藏书的教授不算是好教授。而师生关系亲密程度的标尺致意,便是学生是否被教授邀请到书房中去谈天说地。我在北大的七年间,在教授的书房里所受的教诲,远远大于在课堂上的收获。
   美国学者皮特说过,老师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业。这种“权力”,不是政治家所孜孜以求的权力,而是一种更有价值、更倾向于永恒的“权力”。作为教师,有权启迪、有权激励火花、有权浇灌干枯的树根、有权提出疑惑的问题、有权尝试怎样回答、有权谴责躲避真理、有权建议该读的书、有权指点迷津。在北大,老师的这一系列“权力”,是在其书房中而非在课堂上完成的。北大教授,尤其是文科教授,大有这样一种悠久的传统:他们的书房永远向那些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学生开放。他们的书房是一扇窗,他们自己通过这扇眺望更远的地方,他们也让学生们趴在窗框上一起眺望。
   我在北大求学的时候,每逢周末都会到老师们的书房去,跟老师请教和讨论各种学术问题。我念研究生时候的导师是夏晓虹教授,于是她的夫君陈平原教授自然也就成了我的“准导师”——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聪明计划”,我的导师由一位变成了两位。在那些值得怀念的日子里,我经常和师兄弟们一起到北郊西三旗育新花园老师的家中,在老师的书房中聊天。或者是报告论文写作情况,或者是普通的节日团聚,或者是老师有新书出版,每一次师生十几个人一起研讨学问,通常直到深夜才结束。回学校的时候,我们五个人凑一辆车,一般要找三辆出租车才能装满。
   老师的书房不大,各种书籍杂志堆积如山,连茶几上也几乎没有一处空地了。两位老师除了关心专业方面的著述之外,对其他领域的若干新书也聚而读之。许多新书都是两位老师介绍的。老师家中,除了有好书,更有好吃的。陈老师爱吃山楂片,夏老师爱吃巧克力,学生都有份分享。有一段时间,夏老师刚从日本讲学归来,从日本带回来很多精美的点心。正好是一个中秋节的晚上,我们一帮学生围坐在老师的书房里,清茶、月饼、点心、窗边的满月与满室的书籍,还有两位笑咪咪的老师。我们像是一家人一样聚在一起,好像又回到了古代的书院之中。
   除了自己的导师之外,我还去过其他很多老师的家,参观过各种摆设不一的书房。记得有一次去明清文学研究专家周先慎教授家,先生的藏书大都是古迹。周先生用四川话与我拉起了家常,原来我们的家乡相距不过几十公里。那天,天气很热,先生穿着一件雪白的汗衫,眉飞色舞地跟我谈论《聊斋》,简直比观看王祖贤的《倩女幽魂》还要惊心动魄。还有一次我去严家炎教授家,那时我正因为一篇文章惹祸上身,工作受阻。严先生对我的处境非常关心,亲自写信推荐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念博士,告诉我说:“到那边你不会有压力,也可以安静地做几年学问。”不过,我告诉先生说,我志不在此,也许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呢。钱理群教授的家是我去过次数较多的地方,从燕北园到西三旗,钱老师的家越搬越远。钱先生的书柜里,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一套一套的现代文学大师们的全集。而在这间书房里,最不缺少的是钱老师朗朗的笑声。在王岳川教授的书房里,说不定还可以听到他亲自弹奏钢琴曲;在曹文轩教授的书房里,则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各种儿童文学著作。中文系很多老师对学生的方式,都是“严”与“慈”的结合。徐志摩说过,他在剑桥的学问都是在导师的书房里,被导师的烟斗熏出来的。我还算幸运,在过从甚密的几位北大老师中,并没有一位是抽烟的,我在学到真知的同时,也得以免除“烟熏火燎”之苦。
   中文系教授的书房,藏书之多,在北大的各系科中大概名列前茅吧。书架通常“顶天立地”,占据了书房的大半空间。在这样的书房里读书和写作,真有“坐拥书城”的自豪感。那时,我常常想: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如此数量和质量的藏书呢?我毕业之后几年来,买书的速度也几乎赶上了好些老师,从租房到买房,搬家数次,刚刚搬家不久,多出来的空间便迅速被新书填满了。如今,我的藏书已经不比某些老师少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老师们的学问与人格呢?
   可惜的是,在日渐喧嚣的北大,这种“书房里的学问”正变得愈发稀少。年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渐渐趋于淡漠,年轻教师似乎更看重职称与收入,放在教书育人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他们的书房不再向学生们开放,他们自己在书房中停留的时间也不多。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里,有多少教授还愿意花时间与学生们的清谈呢?随着老教授们一个接一个地退休和离开,今后的学生们还能获得与老师分享书房的优待吗?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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