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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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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为余杰说几句话
·朱健国:试看余杰再批鄢烈山
·翟鹏举:纯情与色情——读两本爱情小说
·美国《今日基督教》专访:中国新一代基督徒中人权活动人士
·北村、余杰获得二零零六年度汤清基督教文艺奖
·朱健国:余杰新评余秋雨与魏明伦
·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评余杰《香草山》
·怀想余杰
·秦晋:余杰、王怡访问澳洲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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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
·《火与冰》再版目录
·《火与冰》再版序言:文字的破冰船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
·薄酒与丑妻
·父亲的自行车
·那塔,那湖
·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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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的故事
·牵手
·屠杀的血泊
·少年气盛说文章
·布罗茨基——诗歌与帝国的对峙
·龙性岂能驯——纪念陈独秀
·玩知丧志
·晚年悲情
·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
·流亡者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
·太监中国
·民主化进程中的旧俄、台湾知识分子比较
·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女人们
·钱穆:大师还是奴隶?
·人间世
·失落的“五四”
·军训的回忆——他们的世界
·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叛徒们
·黑色阅读
·皇帝的新衣——剖析张承志
·今夜飞雪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勇敢者”游戏——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舟的遐想
·思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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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序言:铁屋子与窗户
·不可救药的理想者
·残缺之美
·赤足之美
·激越之爱
·九种武器
·绝望之爱
·口吃的人
·谁是白痴?
·欲望号街车
·张楚:一个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为抽屉而写作
·反读《通鉴》
·“铁哥们”蒙博托?
·反叛之后
·孤独的蔡元培
·鲁迅三题
·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文人与人文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向死而生
·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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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是在读书,还是在坐牢?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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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一天又一天,默默隐忍
   照片上的这群人物
   个个一副十足的猪的嘴脸
   真让人忍无可忍
   ——帕斯捷尔纳克
   在好莱坞的那些关于冷战题材的惊险电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终结者”般无所不能的间谍;在苏联七十多年纷纭变幻的历史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一直都是苏联制度强有力的心脏。这个部门曾经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们也感到迷惑,但一般人谈及这个组织的时候,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名字。克格勃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相伴始终,其建立始于列宁夺取政权之前,至斯大林时代发展到颠峰,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化”政策之后影响力明显下降,最后终结于苏联解体之时。它先后有过二十四位权力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甚至获得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但是,他们当中有五人遭到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一些人则被关进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监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他们无情拷打和羞辱的,正是他们昔日唯唯诺诺的手下)。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列昂尼德•姆列钦充满感叹地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但是,由于该机构拥有巨大的权力,仍然有若干人前赴后继地争夺这一并不名誉的职位。
   要洞悉苏联政权七十三年的政治变迁,就必须认识克格勃这个已经成为惊险小说的主题的神秘机构,同时也必须认识那些管理过这个机构的性格各异的首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的言行思想,至今仍然隐藏在黑暗之中。他们深味人心的软弱,他们迷信恐怖的力量。他们将恐怖上升到国家政策的地位,他们奉行“恐怖治国”的信条。他们在庞大的帝国中几乎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些人是如何攫取权力的?这些人是如何运作权力的?这些人是如何被权力所吞噬的?他们在黑暗中,但他们并非生来就是魔鬼。那么,他们是如何成为邪恶的奴仆的?这些谜底需要一一揭开。在俄罗斯历史学家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著的厚厚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中,不仅引用了许多不久前刚刚解密的文件,而且还收录了作者与若干克格勃高级官员、党务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的谈话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试图通过这本奇特的“专史”来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
   其实,在中国的《史记》中,早就有类似的文本,即《酷吏列传》。阅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必为人性的黑暗而伤痛,难怪后人评论说:“太史公传酷吏十人,皆以严峻为能事,至今读之,犹使人不寒而栗。”酷吏的传统在中国的历史中一直是显性的存在,而记载和批判酷吏的一传统却在近世以来被中断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是一本写给获得新生的俄罗斯人、让他们了解自身的历史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面送给中国读者的镜鉴,因为俄罗斯离中国并不遥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
   “那个任劳任怨提箱子的人”
   在苏联的权力结构之中,克格勃可谓是一个“鹤立鸡群”的特殊部门。苏联有冠冕堂皇的宪法,可是克格勃执行“公务”的时候根本不遵守宪法;苏联有庞大的科层化的官僚机构,但克格勃完全独立于党政机关之外,只对最高领导一个人负责。即便是作为“独立王国”的军队,也无法避免克格勃的渗透。历届苏联领导人,其权力巩固的标志便是:能否绝对控制克格勃。一个政治领袖想实现对权的垄断力,不仅需要牢牢控制党务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和经济要害部门,还需要亲自掌握情报机构。所以,在苏联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获得与丧失,都堪称“成也克格勃,败也克格勃”。
   历史证明——如果特务头子忠心耿耿,那么领袖就可以放手整肃政敌: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领袖“绝对权威”的树立,与其说来自于领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特务头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务机构所制造的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相反,如果特务头子三心二意、心怀不轨,那么领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一度豪情壮志、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当时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令谢列平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功高震主,他自己迅速遭到赫鲁晓夫继任者勃列日涅夫的清洗);而导致苏联全面崩溃的“八•一九”政变,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亲自提拔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的积极参与,根本不可能发生。
   领袖与特务头子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缺不了谁。当然,在苏联历史上,像列宁与捷尔任斯基、斯大林与贝利亚这样一直“亲密无间”的情形并不多见。他们的关系,与其说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毋宁说是一个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况下,领袖经常会有“喜新厌旧”的想法,会及时消灭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务头子,并将他们当作替罪羊抛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气,通过这一招让自己再次赢得民心。比如,斯大林亲手签署了处决亚戈达和叶诺夫的命令,多少受害者为之感激涕零。另一方面,特务头子们往往也会因为主人的替换,在一夜之间失去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乃至生命。比如,贝利亚和他的两个接班人梅尔库洛夫和阿巴库莫夫,都成了斯大林的殉葬品。制造恐怖的人最终被恐怖所吞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最无情的讽刺。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领袖是主人,那么克格勃头子就是其豢养的一条最得力的狼犬。明朝的皇帝最信任的特务头子,一般都是宫中的太监,太监恰恰具有此种两面性:对皇帝忠心耿耿,对其他人无不以敌人视之。在克格勃首脑的名单上,缅任斯基是继捷尔任斯基之后的第二任,他的性情便像明朝担任锦衣卫头子的太监一样,在主人面前忠顺如鸽子,在他人面前阴险如蛇。缅氏的任期横跨了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罕见的自始至终博得两个性格迥异的领袖的欢心的“革命元老”。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缅任斯基领导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消灭富农阶级的行动,短短几年间这个机构便杀害了数百万计无辜的劳动者,其规模之庞大甚至超过了希姆莱主持的消灭犹太人的计划。在托洛茨基走红的时候,缅氏以为托洛茨基最有可能接替列宁,便主动讨好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却看不起他的人品,冷淡对待之。于是,缅氏立即转而投入斯大林的怀抱,帮助斯大林给托派以致命打击。托洛茨基没有想到,这个“小人”居然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后来驱逐托洛茨基出国的行动,就是由缅氏亲自实施的。后来,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半是懊悔半是愤怒地谴责缅氏是“卑鄙无耻的小人”。
   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一段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鲜为人知的往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侨居布鲁塞尔并搜集情报。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氏去火车站迎接领袖。那天,所罗门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所罗门接着写道:“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列宁的反应是这样的——“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这充满戏剧性的一幕,给所罗门极大的震撼:“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这样的领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并非传单上描述的那么纯洁和伟大。革命成功之后,所罗门没有返回俄国——尽管他同列宁关系良好,曾给予列宁很多帮助,回国后会有一官半职。也许,正是缅任斯基为列宁搬行李的那一幕,给他太大的刺激了,他看到了人可以被权力异化到何种程度。一直侨居海外的所罗门,也由此避免了在党内残酷斗争中被清洗的命运。
   在所罗门的笔下,缅任斯基是一个任劳任怨、温文尔雅的老好人。然而,当缅氏掌权之后大开杀戒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看错了这个脸上堆满微笑的人。缅氏毕恭毕敬地服侍列宁,他会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其他人吗?不,他只会不要命地帮列宁一人提箱子(当然,列宁去世之后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是要卖力地去提,惟其如此才能显示出忠诚来。列宁显然不是没有观察到缅氏的病体(以列宁的聪明和细心,哪会出此种疏漏呢?),列宁是在故意考验这个部下的忠实程度。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心心相印”,革命队伍里需要这种“考验”与“被考验”的关系。领袖所任命的特务头子,必须就是“那个任劳任怨地提箱子的人”。由此看来,所罗门好心的提醒,简直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
   缅任斯基帮列宁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领袖与克格勃头子之间微妙关系的精彩镜头。也许连所罗门本人也没有想到,他提供的这个细节成了透视苏联社会制度时的一个深刻注释。
   一九三四年,缅任斯基在更大的风暴来临之前死于心脏病,只活了六十岁——作为一个剥夺数百万人生命的特务头子,他很难保持心脏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全。但是,相比于若干死在刑场和绞架上的后任者们来说,他幸运地死在病床上,并获得了官方举办的隆重的葬礼。
   缅氏之后,斯大林亲自选择的几个特务头子,比缅任斯基更加残酷、也更加忠顺——从亚戈达到叶诺夫再到贝利亚,他们的上台都得以消灭前任以及前任控制的数以万计的鹰犬为前提,而斯大林的宠爱与否,则是他们本人的生与死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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