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余杰文集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官员妙语一箩筐
·SB会在北京开吗?
·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县委书记是个高危职业吗?
·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没有愿景的胡温可能“不折腾”吗?
·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钦差大臣》的故事在中国上演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黄鼠狼给鸡扫墓
·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
·从毛泽东的木乃伊到胡温的御笔
·温家宝打造的“服务型政府”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我被第二次传唤的经过
·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新京报》之“个人史”专栏刊登了一篇题为《朱光潜:在不美的年月里》的文章,文章是对朱光潜的女儿朱世乐的专访。朱世乐在抗战时期生于四川乐山,在女儿的眼里,朱光潜和蔼慈祥,“连猫都敢欺负爸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温和的长者、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文革”中却因为“学术观点”和“历史问题”成为被批斗的对象。

   朱世乐回忆说:“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不只是出现在广场的墙上,就是在我们家里,也是被贴得满满的。父亲那时候经常穿着一个中式对襟的小褂,上面都被人用毛笔写满了字,恨不得把整瓶墨水都泼到他的身上。”朱先生当时住在北大燕东园二十七号,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很喜欢这些古老幽静的院落。闲暇时,我常常抱着几本书,到这附近随便找一片草地或一个石椅,埋头看书,看累了就抬头看风景,大半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知道这些院落里曾经居住过若干国宝级的学术大师,这些饱经风霜略显破败的院落在我心目中比紫禁城更加辉煌。我哪里想像得到,在如此美丽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残酷而卑琐的“反文化”的事件呢?
   这篇访谈中最让我受到触动的一段,是朱世乐所讲述的朱光潜之死:一九八六年,朱光潜得了脑出血,要送到友谊医院去抢救。但是,校车队说没有车,不给派。当时又没有出租车,一家人着急得不行。后来,家人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跑到校医院去借担架。校医院的人才不管你是朱光潜教授呢,坚持说要先交押金才能借担架。家人只好回去取押金来,好容易借到了担架。刚抬老先生出门,恰好遇到校车队的一辆回来的车。朱先生的女婿出面交涉一番,这才将司机说服送老人去医院。
   等到了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已经太迟了,“本来是可以抢救的,但你们没有给我们留抢救的时间啊。”
   朱世乐回家给父亲取衣服,总要换了衣服才能送去火葬场啊。她到校车队去要车,校车队说:“死都死了,还要什么车?”朱世乐说:“就是因为死了,才要车,活着的时候要不来。”
   朱先生的追悼会召开的时候,统战部的领导到家里来,说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表示歉意。朱世乐说:“谢谢领导们的关心,可是父亲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
   多少年后,朱世乐的姐姐家买了车,妈妈总是说:“当初要是有了车,你爸也能多活几年……”
   一代美学家就这样一点也不美地死去了。对我来说,这样的“个人史”比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更为重要,比阅兵典礼和领袖巡视更应当被记载下来。正是这样如黄连般苦楚的“个人史”,方才迫进历史幽暗隧道的核心位置,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说,“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时代的光明与黑暗,时代的正义与邪恶,在此展露无遗。
   美丽的灵魂,往往无辜地死于不美的时代。那个时代,以蔑视文化为骄傲;那个时代,以仇视文化人为荣耀。既然“知识越多越反动”,那么像朱光潜这样的学术大师当然被定义为最反动的人。而在一个彻底以“反文化”为旨归的时代里,文化人的死亡大都是毫无尊严的——对文化的消灭,乃是从摧毁文化人的尊严开始的。蒙昧主义的盛行,反智主义的猖獗,使得文化和知识在中国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原罪、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耻辱。更可怕的是,它并不因为“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它的潜在影响还将漫长地持续下去。晚年的朱光潜被安排了一个翻译联合国文件的差使,在他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厚厚的一叠草稿,上面是联合国的文件,下面是翻译黑格尔的译稿。他只能这样“偷偷摸摸”地做自己热爱的工作。老人的这点“小聪明”让人潸然泪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以牺牲尊严来换取文化创造和学术传承的权利。
   比朱光潜还要不问世事的古典文学专家俞平伯,因为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其《红楼梦研究》,从而莫名其妙地被裹胁进了政治的漩涡。毛泽东是想借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来肃清胡适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遗毒”,淡泊文雅的俞平伯不幸成了一个“药引子”。领袖向来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每个人都可以被领袖当作一枚棋子。伟大领袖哪里会顾及俞平伯这样一个手无束鸡之力的书生的感受呢?政治家的逻辑不是一个纯朴的文化人所能领悟的。
   “文革”一开始,“革命群众”多次前来抄家,将俞平伯的藏书和资料都抄走当作废品处理了。那可是先生一生的心血所在啊。哪个读书人不爱书呢?可是,老先生没有办法阻止“革命群众”的“革命行为”,眼睁睁地看着珍贵的书籍被抢走,心如刀搅。那时,俞老太太还在世,家中备有棺材。“革命群众”如获至宝,这可是封建糟粕啊,他们立即逼迫俞平伯在棺材前哭妈。此后,俞平伯夫妇被送到干校劳动,熬了一年之后才回到北京。老俩口在黄昏时刻爬上一辆没有蓬子的大货车,坐在行李上,双手紧紧抓住栏杆,一脸平静。
   学者陈徒手在《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记载了俞平伯的外孙的一段回忆:“‘文革’的阴影始终压着外公,‘文革’后情绪没有恢复过来,不爱讲学问,不爱见人,对后半生影响很大。《红楼梦》的事情把外公彻底搞伤了,从学术角度讲,他对大批判一事心里肯定不服气。一九八六年去香港讲学,勾起他对《红楼梦》研究的余兴。去世前半个月神志不清楚,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桌前翻看《红楼梦》。睡觉时大声喊:‘我要死了。’声音可怕极了,我们听了吓一跳,冲进去看他躺在床上没事。这是脑软化的症状。我们听了挺凄凉。”
   也许,进入“白痴”的状态是维护个人尊严的最后选择。智慧迅速地从他们的生命中消逝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邪恶势力的胜利,相反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深沉的控诉。与朱光潜和路翎相比,作家路翎的命运更为悲惨。四十年代,这位天才作家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评论界就指出,他把握世界的宽度令人想起托尔斯泰,他对小人物的亲切感令人想起契诃夫,而他挖掘生活的倔强性格则又令人想起了高尔基。就是这样一名拥有巨大创作潜力的青年作家,却因为卷入胡风案件而被打入人间地狱。一九五五年,路翎的创作生命被强行中止。七十年代末,路翎从监狱中出来,他的好朋友、诗人绿原如是描述他的生活状态:“人们偶然在一条脏胡同里,在大扫把扬起的灰尘和垃圾中间,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头低着头一面扫,一面喃喃自语——这是谁呀?这就是当年名重一时的路翎。有人曲曲折折找到他的家,更发现他每天扫完几条胡同之后,便钻进一间又矮又暗又潮湿的小屋子里呆坐着,从没有玻璃的小窗口凝望着灰朦朦的天空,一坐就是一天:什么话也不说,当然更是什么字也不写了。”
   路翎被时代所“腰斩”了——他失去了与文学和文化之间的血肉联系,他在数十年非人的折磨中陷入了精神分裂症的深渊。绿原心酸地写道:“曾经写过几百万字的多产作家,今天家里竟没有一本书,竟找不到一支铅笔或一页稿纸,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写点什么的欲望和需要。有人去探望他,把他过去写的书送给他看,他一面摩挲着陈旧发黄的封面,一面恍惚而淡漠地问道:这会是我写的么?路翎这时仅靠胡同里每家每月一毛钱卫生费为生,平日只能用破报纸卷卷烟蒂末过瘾,他于是顺手给来客递过去一支,自己接着也陪客抽起来,这个姿势还隐约留下了他当年豪迈而豁达的身影。”
   近年来,很多人都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化艺术各个领域,当代中国为什么都缺少大师级的人物?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大师,中国缺少的乃是尊重大师的文化氛围,中国缺少的乃是大师得以成长的肥沃土壤。大师都夭折在敌视大师的社会环境之中。
   这些美丽的灵魂,被不美的时代消灭了。他们真的消灭了吗?我不相信。他们的身体可能陷入泥泞之中,但他们的心灵却飞翔在高空。他们的生命可能戛然而止,但他们的文化创造却与天地同在。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讲述了张伯驹和康同璧的故事,他们是“最后的贵族”,守望着文明最后一丝的余晖。张伯驹将收藏的书画文物等无价之宝都捐献给了国家,却因为没有“级别”而无法享受基本的医疗条件。这样的现实比卡夫卡的小说更加荒谬。这些美丽的灵魂不由自主地充当了黑暗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毁灭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抗议。他们的文化创造物流传下来,如火把般被一代代人传递。他们的文字被一次次地印刷,为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所阅读。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安慰,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永恒。他们以这种方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肮脏的政治不会如磐石般地统治人的肉体与心灵。德国作家黑塞说过:“大部分的人都像被风吹落、随风飘舞、掉于地上的树叶一样。但也有与星星相似的人,他们行走在固定的轨道上,多强的风都吹不倒他们。他们本身拥有自己的法则和自己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光潜、俞平伯、路翎、张伯驹和康同璧们向死而生,虽死犹生。
   
   
   ——二零零四年十月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