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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新京报》之“个人史”专栏刊登了一篇题为《朱光潜:在不美的年月里》的文章,文章是对朱光潜的女儿朱世乐的专访。朱世乐在抗战时期生于四川乐山,在女儿的眼里,朱光潜和蔼慈祥,“连猫都敢欺负爸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温和的长者、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文革”中却因为“学术观点”和“历史问题”成为被批斗的对象。

   朱世乐回忆说:“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不只是出现在广场的墙上,就是在我们家里,也是被贴得满满的。父亲那时候经常穿着一个中式对襟的小褂,上面都被人用毛笔写满了字,恨不得把整瓶墨水都泼到他的身上。”朱先生当时住在北大燕东园二十七号,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很喜欢这些古老幽静的院落。闲暇时,我常常抱着几本书,到这附近随便找一片草地或一个石椅,埋头看书,看累了就抬头看风景,大半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知道这些院落里曾经居住过若干国宝级的学术大师,这些饱经风霜略显破败的院落在我心目中比紫禁城更加辉煌。我哪里想像得到,在如此美丽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残酷而卑琐的“反文化”的事件呢?
   这篇访谈中最让我受到触动的一段,是朱世乐所讲述的朱光潜之死:一九八六年,朱光潜得了脑出血,要送到友谊医院去抢救。但是,校车队说没有车,不给派。当时又没有出租车,一家人着急得不行。后来,家人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跑到校医院去借担架。校医院的人才不管你是朱光潜教授呢,坚持说要先交押金才能借担架。家人只好回去取押金来,好容易借到了担架。刚抬老先生出门,恰好遇到校车队的一辆回来的车。朱先生的女婿出面交涉一番,这才将司机说服送老人去医院。
   等到了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已经太迟了,“本来是可以抢救的,但你们没有给我们留抢救的时间啊。”
   朱世乐回家给父亲取衣服,总要换了衣服才能送去火葬场啊。她到校车队去要车,校车队说:“死都死了,还要什么车?”朱世乐说:“就是因为死了,才要车,活着的时候要不来。”
   朱先生的追悼会召开的时候,统战部的领导到家里来,说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表示歉意。朱世乐说:“谢谢领导们的关心,可是父亲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
   多少年后,朱世乐的姐姐家买了车,妈妈总是说:“当初要是有了车,你爸也能多活几年……”
   一代美学家就这样一点也不美地死去了。对我来说,这样的“个人史”比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更为重要,比阅兵典礼和领袖巡视更应当被记载下来。正是这样如黄连般苦楚的“个人史”,方才迫进历史幽暗隧道的核心位置,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说,“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时代的光明与黑暗,时代的正义与邪恶,在此展露无遗。
   美丽的灵魂,往往无辜地死于不美的时代。那个时代,以蔑视文化为骄傲;那个时代,以仇视文化人为荣耀。既然“知识越多越反动”,那么像朱光潜这样的学术大师当然被定义为最反动的人。而在一个彻底以“反文化”为旨归的时代里,文化人的死亡大都是毫无尊严的——对文化的消灭,乃是从摧毁文化人的尊严开始的。蒙昧主义的盛行,反智主义的猖獗,使得文化和知识在中国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原罪、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耻辱。更可怕的是,它并不因为“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它的潜在影响还将漫长地持续下去。晚年的朱光潜被安排了一个翻译联合国文件的差使,在他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厚厚的一叠草稿,上面是联合国的文件,下面是翻译黑格尔的译稿。他只能这样“偷偷摸摸”地做自己热爱的工作。老人的这点“小聪明”让人潸然泪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以牺牲尊严来换取文化创造和学术传承的权利。
   比朱光潜还要不问世事的古典文学专家俞平伯,因为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其《红楼梦研究》,从而莫名其妙地被裹胁进了政治的漩涡。毛泽东是想借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来肃清胡适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遗毒”,淡泊文雅的俞平伯不幸成了一个“药引子”。领袖向来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每个人都可以被领袖当作一枚棋子。伟大领袖哪里会顾及俞平伯这样一个手无束鸡之力的书生的感受呢?政治家的逻辑不是一个纯朴的文化人所能领悟的。
   “文革”一开始,“革命群众”多次前来抄家,将俞平伯的藏书和资料都抄走当作废品处理了。那可是先生一生的心血所在啊。哪个读书人不爱书呢?可是,老先生没有办法阻止“革命群众”的“革命行为”,眼睁睁地看着珍贵的书籍被抢走,心如刀搅。那时,俞老太太还在世,家中备有棺材。“革命群众”如获至宝,这可是封建糟粕啊,他们立即逼迫俞平伯在棺材前哭妈。此后,俞平伯夫妇被送到干校劳动,熬了一年之后才回到北京。老俩口在黄昏时刻爬上一辆没有蓬子的大货车,坐在行李上,双手紧紧抓住栏杆,一脸平静。
   学者陈徒手在《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记载了俞平伯的外孙的一段回忆:“‘文革’的阴影始终压着外公,‘文革’后情绪没有恢复过来,不爱讲学问,不爱见人,对后半生影响很大。《红楼梦》的事情把外公彻底搞伤了,从学术角度讲,他对大批判一事心里肯定不服气。一九八六年去香港讲学,勾起他对《红楼梦》研究的余兴。去世前半个月神志不清楚,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桌前翻看《红楼梦》。睡觉时大声喊:‘我要死了。’声音可怕极了,我们听了吓一跳,冲进去看他躺在床上没事。这是脑软化的症状。我们听了挺凄凉。”
   也许,进入“白痴”的状态是维护个人尊严的最后选择。智慧迅速地从他们的生命中消逝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邪恶势力的胜利,相反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深沉的控诉。与朱光潜和路翎相比,作家路翎的命运更为悲惨。四十年代,这位天才作家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评论界就指出,他把握世界的宽度令人想起托尔斯泰,他对小人物的亲切感令人想起契诃夫,而他挖掘生活的倔强性格则又令人想起了高尔基。就是这样一名拥有巨大创作潜力的青年作家,却因为卷入胡风案件而被打入人间地狱。一九五五年,路翎的创作生命被强行中止。七十年代末,路翎从监狱中出来,他的好朋友、诗人绿原如是描述他的生活状态:“人们偶然在一条脏胡同里,在大扫把扬起的灰尘和垃圾中间,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头低着头一面扫,一面喃喃自语——这是谁呀?这就是当年名重一时的路翎。有人曲曲折折找到他的家,更发现他每天扫完几条胡同之后,便钻进一间又矮又暗又潮湿的小屋子里呆坐着,从没有玻璃的小窗口凝望着灰朦朦的天空,一坐就是一天:什么话也不说,当然更是什么字也不写了。”
   路翎被时代所“腰斩”了——他失去了与文学和文化之间的血肉联系,他在数十年非人的折磨中陷入了精神分裂症的深渊。绿原心酸地写道:“曾经写过几百万字的多产作家,今天家里竟没有一本书,竟找不到一支铅笔或一页稿纸,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写点什么的欲望和需要。有人去探望他,把他过去写的书送给他看,他一面摩挲着陈旧发黄的封面,一面恍惚而淡漠地问道:这会是我写的么?路翎这时仅靠胡同里每家每月一毛钱卫生费为生,平日只能用破报纸卷卷烟蒂末过瘾,他于是顺手给来客递过去一支,自己接着也陪客抽起来,这个姿势还隐约留下了他当年豪迈而豁达的身影。”
   近年来,很多人都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化艺术各个领域,当代中国为什么都缺少大师级的人物?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大师,中国缺少的乃是尊重大师的文化氛围,中国缺少的乃是大师得以成长的肥沃土壤。大师都夭折在敌视大师的社会环境之中。
   这些美丽的灵魂,被不美的时代消灭了。他们真的消灭了吗?我不相信。他们的身体可能陷入泥泞之中,但他们的心灵却飞翔在高空。他们的生命可能戛然而止,但他们的文化创造却与天地同在。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讲述了张伯驹和康同璧的故事,他们是“最后的贵族”,守望着文明最后一丝的余晖。张伯驹将收藏的书画文物等无价之宝都捐献给了国家,却因为没有“级别”而无法享受基本的医疗条件。这样的现实比卡夫卡的小说更加荒谬。这些美丽的灵魂不由自主地充当了黑暗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毁灭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抗议。他们的文化创造物流传下来,如火把般被一代代人传递。他们的文字被一次次地印刷,为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所阅读。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安慰,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永恒。他们以这种方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肮脏的政治不会如磐石般地统治人的肉体与心灵。德国作家黑塞说过:“大部分的人都像被风吹落、随风飘舞、掉于地上的树叶一样。但也有与星星相似的人,他们行走在固定的轨道上,多强的风都吹不倒他们。他们本身拥有自己的法则和自己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光潜、俞平伯、路翎、张伯驹和康同璧们向死而生,虽死犹生。
   
   
   ——二零零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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