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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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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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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北大校友、青年作家张者写过一本名叫《桃李》的长篇小说,以在北大法学院的学习生涯为蓝本,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这所最高学府的腐败与堕落。“教授”不再是受学生尊重的老师,博士生导师们摇身一变成了珠光宝气的“老板”;“研究生”不再研究学问,莘莘学子们大都致力于研究“厚黑学”;校园也不再是一方灵魂的净土,学术圣地在商潮涛声中成为一个大卖场。

   幸运的是,我没有就读于法学院,我曾经是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我并不是说中文系就毫无瑕疵,中文系里也有诸多不称职的教授,比如固守“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僵尸”,比如歌颂毛泽东江青的“八个样板戏”的“造反派”。但是,中文系作为北大资格最老、传统最深的系科之一,最可贵之处在于,它还拥有那么多配得上“教授”这一高贵称呼的优秀学者。
   本科毕业之后,因为我对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有着浓厚兴趣,而在这一领域内卓有建树的学者是夏晓虹教授,于是我便报了夏老师的研究生。夏老师曾给我们这届学生上过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明清一段的课程,她讲起近代文学史上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承前启后的大师来,如同一曲悲壮而婉转的乐章,让课堂上的学生不禁“拔剑四顾心茫然”。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夏老师的夫君乃是陈平原教授,我曾选修过多门陈老师的专题课,大三时候研究近代著名的诗僧苏曼殊的学年论文,也是由陈老师指导完成的。如果夏老师愿意当我的导师,陈老师不也成了我的老师?此谓“一箭双雕”也。
   本科毕业前夕,夏教授特意到我的宿舍来看我。我记得她是骑着一辆大号的、破旧的自行车,冒着烈日前来的。那时,即将毕业离校的室友们正在收拾行李,宿舍里一片狼藉。就在人声鼎沸之中,夏老师仔细地询问了我即将展开的研究生生涯的打算和计划。她将一批必读书目娓娓道来,希望我在此后的三年里能够静心阅读大量的“原典”。做学问是一项必须耐得住寂寞的事业,做学问不能指望有任何的“终南捷径”。如果不能尽可能地掌握大量的原始资料,就不能轻率地写论文、下结论,正如胡适先生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夏老师读过我写的很多文章,发现我的最大毛病便在于下论断的时候过于轻率和断然,因此她特意在这方面给我以提醒。听老师一席谆谆告诫,胜过自己埋头读数年书。当我送夏老师离去时,目送着夏老师在烈日下蹬着自行车的身影,暗暗告诉自己说:研究生生活已经提前开始了,有这样一位导师,是何等的幸运啊。
   三年的研究生生涯,收获最大的地方不是课堂上,乃是在老师的客厅里。每逢周末或假期,两位老师往往会邀请学生们到家中做客。夏老师喜欢吃巧克力,出国讲学的时候通常都会买上几盒回来,摆在茶几上,和学生们一起吃,一边吃一边讨论学问。如果谈得很晚了,夏老师还会亲自下厨做上几道拿手的好菜来招待学生们。夏老师最拿手的菜是红烧肉,有一次那浓浓的香味吸引了住在隔壁的另一位老师敲门来要求分一杯羹。那时,在校园里青灯苦读的我们,面对如此美味,哪能不如狼似虎地扑上去呢?陈老师和夏老师则笑眯眯地坐在一旁,观看我们那难看的吃相。
   最精妙的学问的奥秘,差不多都是在茶几和餐桌边上听来的。这些“奥秘”,在数百人的大课堂上一般是听不到的。教授在上大课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普通学生的接受程度,重在“普及”;而在少数几个学生“登门入室”的时候,则可以针对每一名学生的优长与缺陷进行个别辅导,此时则重在“提高”。有时候,老师的三五句话,便让我琢磨许久而不得其门而入的问题豁然开朗、迎刃而解。在明月之夜满心欣喜地从老师家回宿舍的路上,我顿时想起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到过的三个境界来:“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什么时候,我才能到达第三个境界呢?
   当然,除了学问之外,师生之间也会天南海北地讨论许多话题,比如文化界又发生了什么论战、最近又出版了什么热门的书籍等等。夏老师一般不会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话,她很注意倾听学生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她对我们说,你们年轻人关注的事物非常广泛,听学生们的谈话,我也能拓展视野。不过,夏老师会时不时地发表几句点评,往往即是画龙点睛之笔。
   夏老师也十分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情况。同学之中,有不少是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的留学生,夏老师对他们同样关心,对他们的要求也一样严格。记得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韩国的经济陷入困境,在师门的一次聚会中,夏老师特意询问两位来自韩国的同学,问他们生活上会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有困难的话,她可以帮助他们向学校申请一些研究经费。在师兄弟师姐妹中,谁有了男朋友或女朋友,一定会首先告诉夏老师。一旦双方的“关系”确定下来,学生们通常会将自己的“另一半”带入这个圈子之中,让爱人也共同分享这个大家庭的温馨。记得我刚刚带着妻子到老师家做客的时候,因为妻子在外资企业做金融方面的工作,算是这个圈子中的“异数”了,陈老师和夏老师都很喜欢听妻子讲述她的“办公室里的故事”。
   在我看来,“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尽管在今天说“高贵”这个词语似乎有点奢侈。老师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中转站,老师所赋予学生的还应当有精神的感召和人格的熏陶。今天,许多的大学教授热衷于职称的评比和担任各种兼职。教授越来越像商人,而辅导学生是没有多少受益的工作,他们一般不愿意在学生的身上花费多少心思和精力。夏老师与之恰恰相反,在她的心目中,指导学生的学业至少不亚于自己个人的学术研究。我在撰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夏老师正在日本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她在收到我电邮过去的文稿之后,几天之内便传过来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密密麻麻地有近百条之多,甚至连我打字的错误和标点符号的更正都一一标注出来。这样的老师能不让学生肃然起敬吗?
   陈平原教授的老师,是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开创者王瑶教授,而王瑶教授的老师则是现代散文大师朱自清先生;夏晓虹教授的老师,是北大中文系已故的老系主任季镇淮教授,而季镇淮教授的老师则是杰出的诗人和古典文学专家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和朱自清,不仅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文采风流的作家,而且是不惜以身殉道的民主战士。而王、季两位先生,都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是在抗战的硝烟中完成学业的。在我心目中,西南联大是一所神话般的大学,在内忧外患之中“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所历史如此短暂、成就如此辉煌的大学了。这伟大的传统,正在通过一位又一位教授的言传身教传承下来。我幸运地成为这一学术链条上的一个细小的环节。
   
   
   ——二零零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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