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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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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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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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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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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刘淑仪综合症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正在进入民主发展的关键时期,倘若民主派和大部分民众都能齐心协力推动普选,未来的香港必将既有自由也有民主。此次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这两位最有名的女性之间针对立法会议席的选战,堪称“民主与非民主之争”,也是观察香港未来政治趋势的一个风向标。
   在陈方安生宣布参选之后,泛民主派大部分公开表示对她的支持,但仍有“长毛”梁国雄等不予认同。而亲中的党团和社群都“一致拥护”叶刘淑仪,没有人敢对其说三道四。哪边民主,哪边不民主,一目了然。奇怪的是,若干香港媒体纷纷为叶太造势,此种造势运动就连身为特首曾荫权“老朋友”的议员郑经瀚也感到“目不忍睹”,撰文批评媒体一直过分褒扬叶刘淑仪的名望和能力,根本是假相!

   某些港人对叶刘淑仪顶礼膜拜,却忘记了在四年之前,正是叶太为强行通过二十三条恶法“鞠躬尽瘁”,激起百万港人上街游行。北京方面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叶太被迫辞职离港。“民主杀手”在赴英美镀金之后,难道洗心革面、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女神”?在我看来,叶太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某些港人。昔日,有瑞典人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今日,则有某些港人则患了“叶刘淑仪综合症”。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1973年8月23日,两名罪犯在意图抢劫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转而支持绑匪。研究者发现,这种综合症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此症状。
   中国大陆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流行的国度。许多在“反右”和“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士,重新走上红地毯之后,又对中共死心塌地,甚至参与对他人的压迫,如“右派总理”朱鎔基、“右派文化部长”王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大右派储安平,他的儿子音乐家储望华亦积极参与中共的文化宣传,并以此来“告慰父亲”。这些人都是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分析了该症状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中国大陆的新闻、文化、教育都由中共中宣部垄断;整个社会高度控制,不能有任何非政府的结社和活动;人的生命没有基本保障;中共政权对人们施加小恩小惠。
   在香港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有些人是因为与大陆有庞大的商业利益;有些人则是爱国心爱错了地方,错把他乡当故乡,错把中共当中国。“叶刘淑仪”综合症乃是香港之耻,表明某些港人的心智还停留在婴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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