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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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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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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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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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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祖国,更爱真理

   
   爱祖国,更爱真理
   ——在普希金城想起了《致恰达耶夫》
   
   

   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后来改名为普希金城——诗人比沙皇更受人民的尊重。皇村始建于一七零八年,是历代沙皇的行宫,十九世纪末成为沙皇全家夏季度假的场所。皇村也是俄罗斯文学的胜地,这与沙皇无关,而是因为从普希金到阿赫玛托娃都曾经在皇村学校上学。普希金在诗歌中写道:“无论命运会把我们抛向何方,无论幸福把我们向何处指引,我们——还是我们:整个世界都是异乡,对我们来说,母国——只有皇村。”阿赫玛托娃也在诗歌中写道:“我在昏厥中忘记了年华的流逝消亡,我不会回到那里了!但即使前往忘川,我也会带走我皇村花园的活的景象。”可以说,没有皇村,俄罗斯文学就会空缺一小半,皇村乃是“文学的皇村”。
   当我来到至今仍被精心呵护的普希金城时,既没有为叶卡特林娜宫富丽堂皇的“琥珀厅”惊叹——我一向都不喜欢那些故意炫耀奢华的地方;也没有为那些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园林景观所吸引——这一切太有皇家园林矫揉造作的风格了。而在普希金塑像附近,我发现了一那条人迹稀少的林间的小路上。当我漫步于其中时,仿佛漫步在普希金幽婉的诗歌里。在这花香满径的小路上,曾经留下过普希金和恰达耶夫们的足迹,留下过他们的阳光般的思想和钻石般的诗歌。在这蜿蜒幽深的林间小路上,会遇到三三两两的卖手工艺品的小贩。有两个中年男子摆着一张小凳子,上面放着袖珍版的《普希金诗歌选集》,只有拇指大小的一册,据说微缩了数百首普希金的诗歌。妻子一见就爱不释手,立即买下一套。尽管不懂俄语,我却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普希金的那首《致恰达耶夫》:
   
   我的朋友,让我们献给祖国
   我们灵魂中最美好的激情
   请相信,就要升起了
   那迷人的幸福的星星,
   俄罗斯将从睡梦中惊醒,
   并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写上我们的姓名!
   
   恰达耶夫是谁?他比普希金年轻一代,且被其寄予厚望。他是一名近卫骠骑兵军官,更是带领俄罗斯走进近代文明的思想家。普希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恰达耶夫说:“他在罗马至多是布鲁图,在雅典他是伯利克里,在我们这里则是一名近卫军官。”言下之意是俄罗斯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位天才的价值,整个民族都亏欠了它自己的先知。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则从恰达耶夫的身份与思想的巨大落差中发现了“俄国思想史具有非正规性的特点”,他称赞恰达耶夫的思想滋润了黄金时代的文化巨人们,这些巨人们都是站在恰达耶夫的肩膀上开始其思想和创造的。
   恰达耶夫曾是一位抗击拿破仑侵略的英雄,曾经作为胜利者的一员昂首步入巴黎,却对法国启蒙时代的文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当他从巴黎回到俄罗斯之后,却无比惊讶地发现:“我们解放了整个欧洲,却单单把镣铐留给了自己。”于是,恰达耶夫开始在《望远镜》杂志发表系列文章《哲学书简》,这是俄罗斯近代创新思想的萌芽。在这本后来作者自己印刷的著作中,他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并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自以为是的“爱国者”们愤怒地谴责作者是俄罗斯的“敌人”和“叛徒”。俄国书刊检查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及其产生的影响。连向来不爱读书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也亲自阅读此文,并立即下了一道谕旨,声称这篇文章“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官方甚至派出医生,每天上门去给恰达耶夫“治病”;同时禁止他写作、命令他沉默。
   掌权者发怒了,“天子之怒”可能会导致“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可怕结局;大众也发怒了,“众口一词,三人成虎”,得罪“大家”的结果便是众叛亲离。有人敢于承担暴君的压力,却不敢与公众舆论为敌——脆弱而敏感的“民族自尊心”是万万不能触动的。但是,面对沙皇的怒气和大众的怒气,恰达耶夫仍然守着自己的价值本位。他拒绝接受“卖国贼”的指责,而只听从良心的声音。既然沙皇将自己宣布为疯子,他便写了一篇题为《疯人的辩护》的长文。在这篇文章中,恰达耶夫柔和地回应了那些针对他的铺天盖地的辱骂,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近上帝。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
   显然,在恰达耶夫看来,爱祖国应当与爱真理统一起来,人是因着爱真理而爱祖国的,而不是相反。如果掌权者或大众要求一个知识分子以一种违反真理的方式去爱祖国,那么他就应当坚决地拒绝之——无论何时,祖国都不能高于真理。那种否定真理的爱国方式,其实“爱”的对象仅仅是祸国的帝王及其情妇而已,这是一种奴隶对奴隶主的爱,而不是一个自由人以一颗伤痛的心真正地去爱那深沉博大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多灾多难的人民。是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爱国方式。恰达耶夫毅然选择了后者,可以说他是俄罗斯思想史上最早去民族主义化、去民粹主义化和去沙皇崇拜化的思想家。此后,许多俄国的知识分子沿着恰达耶夫的道路往前走,比如作家契诃夫就曾经这样讽刺那些盲目的爱国者们:“上帝创造的世界真好。不好的只有一点,这就是我们。我们身上多么缺乏公正和温顺!我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多么糟糕!醉醺醺的放纵无度的酒鬼丈夫爱妻子和孩子,但这种爱有什么用处。报上写道,我们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但这种爱表现在哪里呢?代替知识的是厚颜无耻和过分的自负,代替劳动的是懒惰和下流行为,没有公正,关于荣誉的概念只限于‘制服的荣誉’,而这种制服是我们被告席位上的通常装饰物。”批评沙皇易,批评“大众”难,舍易而取难者,方为大勇者。
   沙皇发怒了,大众也发怒了。恰达耶夫依然保持着平静,他手上拿起的是笔而不是剑。平静的人比发怒的人有力量。首先发怒的一方,其实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心虚,恰达耶夫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也绝对不会跟他们一样陷入无边的愤怒之中。愤怒解决不了俄罗斯的痼疾,惟有冷静的思考才能够让这个患病的民族起死回生。普希金如此评论恰达耶夫说:“他永远是个哲人,有时则是空想家。但对轻浮的芸芸众生来说,他又是冷静的观察者。”的确,富于思想家气质的恰达耶夫比富于诗人气质的普希金更有应对邪恶势力的智慧,恰达耶夫只是安安静静地陈述自己认定的道理,不管对方是否愿意理解和接受,也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普希金则以诗人的冲动拿起了枪,选择了“以枪对枪”的方式对抗小人的挑衅。于是,普希金陷入了沙皇精心设下的圈套,在与流氓的决斗中毫无价值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着致命的枪声响起,诗歌也中止了。与之相反,恰达耶夫始终“以笔为枪”地战斗,这种战斗更让敌人们心惊胆战,正如赫尔岑对其哲学通信的评价——“它如同在黑夜里响起的枪声”。
   我想,当年恰达耶夫就曾经在今天我所站立的这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上,仰望着不远处沙皇辉煌的宫殿。他的眼中没有羡慕,而只有轻蔑。贵族们正在其中莺歌燕舞,纸醉金迷,讨论如何赢得沙皇的宠爱,讨论如何购置更多的奴隶。这些贪得无厌的贵族们,却成为教导老百姓怎样爱国的老师——爱国就是爱他们这个特权阶层。恰达耶夫却明明白白地告诉俄罗斯人民:“以你自己的方式去爱祖国吧!”这种爱乃是从内心深处自然流露的,而不是灌输与强加的。这种爱并不排斥反思与置疑。由此,恰达耶夫痛苦地发现了俄罗斯人所患上的“不言症”,痛苦地发现了俄罗斯人“在道德结构上出现了空白”。
   恰达耶夫对祖国的爱,乃是通过强烈的自我否定来实现的——没有人比他更爱俄罗斯,也没有人比他对俄罗斯的评价更苛刻:“我们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我们没有给世界任何东西,也没有教会世界任何东西;在人类的思想总体中我们没有贡献任何一个思想,我们没有拿出一样东西去促进人类理智的进步。甚至,由于人类理智的进步使我们遭到了惩罚,我们便曲解这种进步。”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人的绝望的呼声”。在此意义上,恰达耶夫不是重复西方的思想,而是创造性地改造了它们,使它们成为此时此刻俄罗斯的精神资源。
   吹嘘俄罗斯是欧洲第一强国的沙皇、试图让俄罗斯充当欧洲专制制度的宪兵的尼古拉一世,与指出俄罗斯的存在“仅仅是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的恰达耶夫相比,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呢?沙皇爱的是自己的权力宝座,他希望所有的臣民都是奴隶,以奴隶的方式爱奴隶主;恰达耶夫爱是俄罗斯的大地和人民,他希望每一个同胞都能够自由地生活和呼吸,他追求尘世的上帝之国,期待着圣灵的新时代,并相信俄罗斯将以新的语言向世界讲话。恰达耶夫是一名忧郁型的思想家,这样的思想家仿佛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沙皇拥有精锐的近卫军,恰达耶夫却拥有心灵的自由;沙皇拥有帝国巨大的疆域,恰达耶夫却拥有精神对时间的超越。沙皇可以禁止恰达耶夫发表其作品,却不能禁止恰达耶夫的思想在广阔的精神世界里传播。所以,思想者以柔和胜过刚强,思想是不能用刀剑来征服的。
   皇村孕育了支撑皇村的政治制度的反对者,这就是俄罗斯历史的悖论。对于人间的君王、对于君王背后的庸众,恰达耶夫多次申明了自己那不可撼动的信念:“我从未获得过人民的掌声,也从未追寻过民众的宠爱;我一直认为,人类只应该跟随自己自然的领袖,跟随那些上帝册封的君主,我一直认为,人类在其真正进步的道路上的前行,只有在那些人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自天国获得了引导人类的使命和力量。”是的,思想者不必向掌权者乞求权力,思想者必不惧怕掌权者的武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赞同“皇村”后来被改称为“普希金城”——是的,这里是属于普希金和恰达耶夫们的,是他们精神的故乡,是他们思想的栖息地。
   
   
   ——二零零五年九月初稿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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