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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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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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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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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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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祖国,更爱真理

   
   爱祖国,更爱真理
   ——在普希金城想起了《致恰达耶夫》
   
   

   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后来改名为普希金城——诗人比沙皇更受人民的尊重。皇村始建于一七零八年,是历代沙皇的行宫,十九世纪末成为沙皇全家夏季度假的场所。皇村也是俄罗斯文学的胜地,这与沙皇无关,而是因为从普希金到阿赫玛托娃都曾经在皇村学校上学。普希金在诗歌中写道:“无论命运会把我们抛向何方,无论幸福把我们向何处指引,我们——还是我们:整个世界都是异乡,对我们来说,母国——只有皇村。”阿赫玛托娃也在诗歌中写道:“我在昏厥中忘记了年华的流逝消亡,我不会回到那里了!但即使前往忘川,我也会带走我皇村花园的活的景象。”可以说,没有皇村,俄罗斯文学就会空缺一小半,皇村乃是“文学的皇村”。
   当我来到至今仍被精心呵护的普希金城时,既没有为叶卡特林娜宫富丽堂皇的“琥珀厅”惊叹——我一向都不喜欢那些故意炫耀奢华的地方;也没有为那些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园林景观所吸引——这一切太有皇家园林矫揉造作的风格了。而在普希金塑像附近,我发现了一那条人迹稀少的林间的小路上。当我漫步于其中时,仿佛漫步在普希金幽婉的诗歌里。在这花香满径的小路上,曾经留下过普希金和恰达耶夫们的足迹,留下过他们的阳光般的思想和钻石般的诗歌。在这蜿蜒幽深的林间小路上,会遇到三三两两的卖手工艺品的小贩。有两个中年男子摆着一张小凳子,上面放着袖珍版的《普希金诗歌选集》,只有拇指大小的一册,据说微缩了数百首普希金的诗歌。妻子一见就爱不释手,立即买下一套。尽管不懂俄语,我却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普希金的那首《致恰达耶夫》:
   
   我的朋友,让我们献给祖国
   我们灵魂中最美好的激情
   请相信,就要升起了
   那迷人的幸福的星星,
   俄罗斯将从睡梦中惊醒,
   并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写上我们的姓名!
   
   恰达耶夫是谁?他比普希金年轻一代,且被其寄予厚望。他是一名近卫骠骑兵军官,更是带领俄罗斯走进近代文明的思想家。普希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恰达耶夫说:“他在罗马至多是布鲁图,在雅典他是伯利克里,在我们这里则是一名近卫军官。”言下之意是俄罗斯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位天才的价值,整个民族都亏欠了它自己的先知。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则从恰达耶夫的身份与思想的巨大落差中发现了“俄国思想史具有非正规性的特点”,他称赞恰达耶夫的思想滋润了黄金时代的文化巨人们,这些巨人们都是站在恰达耶夫的肩膀上开始其思想和创造的。
   恰达耶夫曾是一位抗击拿破仑侵略的英雄,曾经作为胜利者的一员昂首步入巴黎,却对法国启蒙时代的文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当他从巴黎回到俄罗斯之后,却无比惊讶地发现:“我们解放了整个欧洲,却单单把镣铐留给了自己。”于是,恰达耶夫开始在《望远镜》杂志发表系列文章《哲学书简》,这是俄罗斯近代创新思想的萌芽。在这本后来作者自己印刷的著作中,他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并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自以为是的“爱国者”们愤怒地谴责作者是俄罗斯的“敌人”和“叛徒”。俄国书刊检查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及其产生的影响。连向来不爱读书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也亲自阅读此文,并立即下了一道谕旨,声称这篇文章“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官方甚至派出医生,每天上门去给恰达耶夫“治病”;同时禁止他写作、命令他沉默。
   掌权者发怒了,“天子之怒”可能会导致“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可怕结局;大众也发怒了,“众口一词,三人成虎”,得罪“大家”的结果便是众叛亲离。有人敢于承担暴君的压力,却不敢与公众舆论为敌——脆弱而敏感的“民族自尊心”是万万不能触动的。但是,面对沙皇的怒气和大众的怒气,恰达耶夫仍然守着自己的价值本位。他拒绝接受“卖国贼”的指责,而只听从良心的声音。既然沙皇将自己宣布为疯子,他便写了一篇题为《疯人的辩护》的长文。在这篇文章中,恰达耶夫柔和地回应了那些针对他的铺天盖地的辱骂,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近上帝。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
   显然,在恰达耶夫看来,爱祖国应当与爱真理统一起来,人是因着爱真理而爱祖国的,而不是相反。如果掌权者或大众要求一个知识分子以一种违反真理的方式去爱祖国,那么他就应当坚决地拒绝之——无论何时,祖国都不能高于真理。那种否定真理的爱国方式,其实“爱”的对象仅仅是祸国的帝王及其情妇而已,这是一种奴隶对奴隶主的爱,而不是一个自由人以一颗伤痛的心真正地去爱那深沉博大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多灾多难的人民。是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爱国方式。恰达耶夫毅然选择了后者,可以说他是俄罗斯思想史上最早去民族主义化、去民粹主义化和去沙皇崇拜化的思想家。此后,许多俄国的知识分子沿着恰达耶夫的道路往前走,比如作家契诃夫就曾经这样讽刺那些盲目的爱国者们:“上帝创造的世界真好。不好的只有一点,这就是我们。我们身上多么缺乏公正和温顺!我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多么糟糕!醉醺醺的放纵无度的酒鬼丈夫爱妻子和孩子,但这种爱有什么用处。报上写道,我们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但这种爱表现在哪里呢?代替知识的是厚颜无耻和过分的自负,代替劳动的是懒惰和下流行为,没有公正,关于荣誉的概念只限于‘制服的荣誉’,而这种制服是我们被告席位上的通常装饰物。”批评沙皇易,批评“大众”难,舍易而取难者,方为大勇者。
   沙皇发怒了,大众也发怒了。恰达耶夫依然保持着平静,他手上拿起的是笔而不是剑。平静的人比发怒的人有力量。首先发怒的一方,其实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心虚,恰达耶夫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也绝对不会跟他们一样陷入无边的愤怒之中。愤怒解决不了俄罗斯的痼疾,惟有冷静的思考才能够让这个患病的民族起死回生。普希金如此评论恰达耶夫说:“他永远是个哲人,有时则是空想家。但对轻浮的芸芸众生来说,他又是冷静的观察者。”的确,富于思想家气质的恰达耶夫比富于诗人气质的普希金更有应对邪恶势力的智慧,恰达耶夫只是安安静静地陈述自己认定的道理,不管对方是否愿意理解和接受,也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普希金则以诗人的冲动拿起了枪,选择了“以枪对枪”的方式对抗小人的挑衅。于是,普希金陷入了沙皇精心设下的圈套,在与流氓的决斗中毫无价值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着致命的枪声响起,诗歌也中止了。与之相反,恰达耶夫始终“以笔为枪”地战斗,这种战斗更让敌人们心惊胆战,正如赫尔岑对其哲学通信的评价——“它如同在黑夜里响起的枪声”。
   我想,当年恰达耶夫就曾经在今天我所站立的这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上,仰望着不远处沙皇辉煌的宫殿。他的眼中没有羡慕,而只有轻蔑。贵族们正在其中莺歌燕舞,纸醉金迷,讨论如何赢得沙皇的宠爱,讨论如何购置更多的奴隶。这些贪得无厌的贵族们,却成为教导老百姓怎样爱国的老师——爱国就是爱他们这个特权阶层。恰达耶夫却明明白白地告诉俄罗斯人民:“以你自己的方式去爱祖国吧!”这种爱乃是从内心深处自然流露的,而不是灌输与强加的。这种爱并不排斥反思与置疑。由此,恰达耶夫痛苦地发现了俄罗斯人所患上的“不言症”,痛苦地发现了俄罗斯人“在道德结构上出现了空白”。
   恰达耶夫对祖国的爱,乃是通过强烈的自我否定来实现的——没有人比他更爱俄罗斯,也没有人比他对俄罗斯的评价更苛刻:“我们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我们没有给世界任何东西,也没有教会世界任何东西;在人类的思想总体中我们没有贡献任何一个思想,我们没有拿出一样东西去促进人类理智的进步。甚至,由于人类理智的进步使我们遭到了惩罚,我们便曲解这种进步。”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人的绝望的呼声”。在此意义上,恰达耶夫不是重复西方的思想,而是创造性地改造了它们,使它们成为此时此刻俄罗斯的精神资源。
   吹嘘俄罗斯是欧洲第一强国的沙皇、试图让俄罗斯充当欧洲专制制度的宪兵的尼古拉一世,与指出俄罗斯的存在“仅仅是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的恰达耶夫相比,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呢?沙皇爱的是自己的权力宝座,他希望所有的臣民都是奴隶,以奴隶的方式爱奴隶主;恰达耶夫爱是俄罗斯的大地和人民,他希望每一个同胞都能够自由地生活和呼吸,他追求尘世的上帝之国,期待着圣灵的新时代,并相信俄罗斯将以新的语言向世界讲话。恰达耶夫是一名忧郁型的思想家,这样的思想家仿佛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沙皇拥有精锐的近卫军,恰达耶夫却拥有心灵的自由;沙皇拥有帝国巨大的疆域,恰达耶夫却拥有精神对时间的超越。沙皇可以禁止恰达耶夫发表其作品,却不能禁止恰达耶夫的思想在广阔的精神世界里传播。所以,思想者以柔和胜过刚强,思想是不能用刀剑来征服的。
   皇村孕育了支撑皇村的政治制度的反对者,这就是俄罗斯历史的悖论。对于人间的君王、对于君王背后的庸众,恰达耶夫多次申明了自己那不可撼动的信念:“我从未获得过人民的掌声,也从未追寻过民众的宠爱;我一直认为,人类只应该跟随自己自然的领袖,跟随那些上帝册封的君主,我一直认为,人类在其真正进步的道路上的前行,只有在那些人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自天国获得了引导人类的使命和力量。”是的,思想者不必向掌权者乞求权力,思想者必不惧怕掌权者的武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赞同“皇村”后来被改称为“普希金城”——是的,这里是属于普希金和恰达耶夫们的,是他们精神的故乡,是他们思想的栖息地。
   
   
   ——二零零五年九月初稿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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