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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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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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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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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三国演义》的卷首词是我的四川老乡、一生郁郁不得志的状元郎杨慎写的,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貌似旷达,其实满纸都是虚无与幻灭。然而,当我读到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的时候,我却痛感“是非成败,其实不空”。历史并不以表面上的成败论英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的那一幕,也许至今还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戈尔巴乔夫神情黯然地坐在摄影机前,最后一次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他的讲话宣告了苏联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帝国的解体。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七十多年的镰刀和斧头国旗徐徐落下,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迅速升上去取而代之。十年以后,这一事件的主角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真相与自白》。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在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所发生的一切,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那些动荡岁月在全世界制造政治气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图”,这是一本值得我们关注的回忆录,因为我们与这个邻邦之间有过太多太长的爱恨情仇了。
   这是一本相当坦诚的书,与叶利钦回忆录中那些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的文字相比,戈氏的文字稍稍显得平淡而朴素,这背后也正暗合着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气质。历史那双看不见的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选中了这两个人,既是巧合,又是必然——没有戈尔巴乔夫,便没有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时代”与“叶利钦时代”一样,都打上了深刻的个人的烙印,又同时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对立又融合。下台之后的十年,戈尔巴乔夫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辱骂以及遗忘。他经历了由一呼百应的国家元首转换成一名普通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痛苦历程——他的所有前任都不可能经历这些酸甜苦辣。他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妻子,也亲身感受了俄罗斯的动荡以及随后来临的稳定。尽管在今日的俄罗斯政坛上他已经丧失了影响力,但他所开启的变革却深刻地影响了苏联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后人也许会还会继续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种种不同的评价。
   无疑,在历届苏联领导人当中,戈尔巴乔夫最具历史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对权力的得失最豁达大度。政治家当然是以获得权力为诉求,但一个政治家的是非功过,并不取决与他所掌握的权力的大小以及垄断权力的时间的长短。戈氏在回忆录《真相与自白》的结束语中写道:“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权力的精神主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这段话丝毫没有一点自夸和伪善的成分。在大众的福祉与个人的权力之间,戈氏毅然选择了后者,虽然这种选择不无痛苦和失望。在庞大的克里姆林宫中,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公开承认这一点:维持昔日的生活模式,本身就是可耻的犯罪。
   于是,戈尔巴乔夫在还没有作出充分的准备之前就匆匆地出发了。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他日益痛苦地发现,自己身上竟然也有那么多与“新思维”对立的部分。俄罗斯资深作家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的论述是客观而准确的:“平心而论,我们能够相信,换上别人就一定能够比戈尔巴乔夫做得更好吗?曾几何时他也说过:‘现在进行的改革是范围很广泛的改革,也包括对我们自身的改革。我们不是上帝……’这句话首先是冲他自己讲的。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看,他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开路人,而对他这样的人所犯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因为“距离”而对历史产生了清醒的认识,也对戈氏有了更加公正的评判。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悲剧成为改革的起点
   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对戈氏的政绩作出了高度评价。尽管他也认为戈氏在后期的改革中出现了不应该的犹豫、中庸乃至于退却,但他认为这是因为戈氏个性上的软弱而非品格上的缺陷:“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戈氏是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一个人朝着庞大的风车义无反顾地冲过去,从不不顾虑个人的安危得失。最后,“这个庞然大石滚动了,摧毁着所有看起来似乎不可动摇的内外支柱。戈尔巴乔夫在推动这个庞然大石的时候,很多人和所有被这个石块推开和碾压的人开始对他不理解,后来才破口咒骂他。他没有控制好推倒这个庞然大物的‘必要’速度。说实在的,当时也做不到。”戈尔巴乔夫的自己的回忆录中,便生动地描述了“庞然大石”是如何被一点点撬松,然后轰然滚动的。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基辅郊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悲剧发生几个小时之后,西方国家就发出了警报,从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到南方的意大利,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然而,克里姆林宫却顽固地保持着缄默。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件,对于刚刚上任一年、施政纲领尚不十分明朗的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由于官僚体制的迟钝和僵化,戈氏本人未能及时获得充分而全面的信息。直到两天以后,他才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题却是“向全世界公布什么消息和什么消息不能公布出去”。
   对此,戈氏坦陈自己在此事件中负有相当的责任:“最初数日内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性的灾难。”虽然他是最高领袖,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顽固而保守的国防军工体系的蒙骗与封锁。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最典型的独立王国,阿•切尔尼亚耶夫指出:“苏联社会科学与道德脱节,似乎被知识精英们所占领的学术界的道德沦丧,这一切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上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作为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官僚和专家们结成密不透风的攻守联盟。许多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们为这一事业的诸事顺利可靠而自夸。他们在绝密报告中向国家领导人作出“万无一失”的保证。当事故发生之后,在向政治局的汇报中,几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仍然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不过一件“司空见惯”的失误,不值得大惊小怪,仿佛家里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一样。
   然而,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戈氏渐渐地发现了可怕的真相。他痛苦地意识到:“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痛斥官僚和专家们的勾结:“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让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其实,问题的核心并非个人道德的堕落,而是制度的罪恶,正如阿•切尔尼亚耶夫所说,切尔诺贝利悲剧“是制度和被冷战扭曲的爱国主义的产物”。这一悲剧性事件使得戈氏坚定了改革的决心,此种体制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军工和情报系统本来是最高领袖最可靠的支持者,历届苏共领导人都不敢触动其利益,但戈氏不惜与之决裂而向其开刀——果然,在一九九一年的“八•一九”政变中,军工和情报系统的头头们成为最关键的策划者。
   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示,戈氏以他深具个人特色的方式行动起来。当时,政治局中有人认为,应当对信息进行控制,一方面防止国外反对势力的幸灾乐祸和肆意攻击,另一方面避免国内民众的恐慌以及因此损害党的权威。以前,对待丑闻不都是如此处理的吗?戈氏坚决否决了这种意见,欺骗不是正确的做法,长久的欺骗已经使得党和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难道通过新闻控制便可以挽回颜面吗?戈氏毅然宣布:“现在,我们是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工作的。谁要以为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不能容忍的。必须提供有关事故的全部消息。胆怯的立场——这是不光彩的政策……我们没有任何迫使自己掩盖真相的需要。我们应做出充分的结论——这是我们对全人类的责任。”他把“全人类”的利益安置在“党”和“国家”之上,这是他与所有前任根本的区别。这是一种只有大政治家才具有的道德责任感。由此,戈尔巴乔夫走出极权主义者的行列,走进人道主义者的队伍。
   虽然迟了一步,但戈氏出台的一系列的措施是强有力的:他亲自发表电视讲话,向受害者表示慰问;他接受西方国家的各种援助,并允许西方记者深入现场进行采访;他鼓励人们就核电站问题开展讨论,以便消除以后的事故隐患;他撤换了大批教条主义官僚,打破了包括军工体系在内的各个“独立王国”……这些做法作苏联历史上从所未有。正是通过对切尔诺贝利事件雷厉风行的处理,戈氏才在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鲜明的印象——他是有魄力的领袖、也是有同情心的领袖,更是将民众的生命看得比制度的面子更重要的领袖。
   切尔诺贝利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开端,它对戈氏本人和苏联历史的影响极其深远。这个事件固然是一个波及百万人的生命与健康的悲剧,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悲剧的话,苏联旧制度的弊病不会如此全面而深刻地彰显在所有人面前。戈氏指出:“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痼疾。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又是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这个体制需要动大手术,此悲剧坚定了戈氏改革的决心。后来,戈尔巴乔夫在与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更进一步论述说:“资讯公开化,从一开始就涉及到民众道德与精神的健全程度,我们期待着,而且相信苏联亦即广义的俄罗斯民众能堂堂正正地面对这‘求真知,应有的公民知情权的历练’,相信他们一定会经受这考验。”是的,盖子已经揭开了,谁也不可能再将它捂上。改革具有了它不容质疑的理由。在可怕的事实面前,再精明的“理论家”也无法欺骗所有的老百姓了,人民再也不愿继续忍受可恶的旧制度了。
   文学的命运不该由政治局来决定
   戈尔巴乔夫先后获得了法律和农业经济的学位,他在苏联政坛的崛起是以农业方面的成绩受到高层的注意。但是,戈氏又不是苏联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官僚,他博览群书,视野开阔,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鉴赏力。因此,他担任苏共总书记以后,对文学艺术的创作采取了宽松和自由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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