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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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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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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中的燕园


   风暴中的燕园
   
   “文革”时期的历史,是北大的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疤”。人们现在已经不愿或者不敢去触及它了——在汗牛充栋的回忆文章中,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叙述几乎是一个空白。北大校庆期间,在有关北大百年历史的滔滔不绝的叙述中,这段“敏感”的历史被有意抹煞掉了。
   然而,无论如何回避,这道“伤疤”依然在历史的隧道口上对着我们冷笑。

   北大低年级的新生们,七十年代后期乃至八十年代出生的北大学子们,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和物质相对充裕的环境中长大的新一代学子们,对昔日北大在那场浩劫总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一无所知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篡改历史的那些人取得了某种“阶段性”的成功。
   掩盖历史,是因为许多有罪的人正处在风光和荣耀的境况之中,他们沾满鲜血的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他们重新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中有不少是“学界名流”,牢牢地掌握着叙述和书写历史的重要权力。作为“文革”重灾区的北大,差不多所有的六十岁以上的“老北大”都与“文革”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受害者和害人者如今“和平共处”着。因为处处都是罪人,导致了罪孽不再彰显,导致了忏悔成为缺席。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无花的蔷薇之二》)那些血迹,那些罪恶,那些悲惨的泪水,那些人性的高贵与人性的卑劣所作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是无法永远掩盖的。风暴中的燕园,是观察大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的一个特殊视点。
   让我们从对历史的反思开始,这是恢复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的尊严的第一步。
   没有这样的一步,重建我们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当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北大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时的人们绝对没有想到,这种混乱会延续十年之久;人们也没有想到,即将来临的这场政治运动将比声势浩大的“反右”还要残酷和严峻。
   六七月间,学校的领导干部被强迫戴着高帽子在校园里游街,在学校的各种会议上挨批斗,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遭到了学生们严厉的批判。这些官昔日也曾经整过人的僚,是北大最早的一批“牛鬼蛇神”。在审讯和批斗期间,他们受到学生和职工造反派不同程度的拘禁和拷打,被关进了所谓的“牛棚”——也许连造人的上帝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一个民族试图要将人变成“牛”、变成“蛇”、变成“鬼”。
   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企图控制局面。但是,在七月底,毛泽东以阻碍“文化大革命”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出。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到北大呆过一段时间,他对自己被这所学校冷落的命运而感到愤懑——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他充分地表达过这种愤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终生对教授们耿耿于怀,致使他早年在北大的经历成了他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从而使几乎所有的中国教授为之付出了代价,连跑到美国的胡适也无以幸免。”
   同时,毛泽东也深味了这所中国最有名的大学的弱点,现在他该重重地出击了——既要摧毁这所当年蔑视他的傲慢的“最高学府”,摧毁它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以及它带给中国的所有的现代文明;也要利用这所学校来打击那些他要想打击的势力,让这所学校成为他的政治权谋中的一颗重要的棋子。这真是一箭双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谋略。
   工作组撤离时,留下一批出身好的学生作为下一阶段运动的领袖。原有的北大党委和行政组织全部瘫痪,学生们发现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于是,各种学生组织开始迅速形成,他们的分歧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又一个互相对抗的红卫兵组织。许多教师和下级干部及职员,也形成了自己的派系,与相应的学生组织结盟。一些知名学者为了保全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红卫兵组织中去,例如著名教授周培源、季羡林等人,在早期的造反活动中都十分活跃。
   八月份,批判大会变得更猛烈、火药味道更浓了。对校长、党委书记、“反动知识分子”的批判依然在进行。
   在批判的过程中,以上几类人物常常遭到殴打。有人向他们扔墨水瓶,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侮辱。妇女被强迫跪在洗衣板上数小时,头发被剃光。无节制的暴行一直延续到宣布军队进入学校才算告一个小的段落。陆续有死亡的消息传开来。刚开始人们还感到震惊,当死亡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便司空见惯了。这时,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数字。
   血迹有有形的、看得见的血迹,也有无形的、看不见的血迹。对这两种血迹的回避和掩盖,跟当年制造血迹的暴行和阴谋相比,同样是巨大的罪孽。在纳粹的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作家韦塞尔,因为对记忆的捍卫而获得了一九八六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认为,那些忘掉了自身历史的民族或文化,注定要重复这种历史,他警告说:“我们决不能让我们自身忘掉那些死去者的命运。如果我们真忘掉了,我们就是使他们再一次的死亡,我们自己就对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死亡变得毫无价值而负有责任。”
   韦塞尔所宣讲的职责和责任,主要还不是担心过去的恐怖会重复它们自己,更多地是一种旨在防止邪恶力量在未来可能取得胜利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的创造性力量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对自由的渴望、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或者如韦塞尔所说过的那样:“我将以努力重建他们所毁坏的东西来战胜那些谋杀者。”然而,在我们这里,没有诞生过像韦塞尔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这样孜孜不倦的对记忆的捍卫者。我们是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民族,自然也就孕育不出一所具有忏悔意识的大学来。我们很难见到一篇表达忏悔的文字¬——在有关“文革”时期北大情况的诸多回忆录中,他人的苦难往往变得轻如鸿毛,传主们通常喜欢描述自己受到迫害的惨痛经历,而吝于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丝毫的反省。
   相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大学对纳粹时期的罪行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来,北大的“伤疤”还远远没有揭开。
   在季羡林教授获得极高评价的新著《牛棚杂忆》中,关于自身的忏悔依然处于缺席的状态。他在书中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如何被红卫兵所折磨和迫害,他本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受害者。而实际上,在“文革”之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多次主动参与。在这些参与中,他不可能没有干过违心的事情、他不可能没有伤害过别人。但是,对这一切,他统统“忘却”了。
   而周一良教授用《毕竟是书生》作为回忆录的书名,显然有为自己当年的作为辩护的意思:因为我仅仅是一介书生,受政客的骗是难免的。不过,后来周一良教授的思想有了改变。他在《读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八期上有一篇短文,八十六岁高龄的老先生已经卧病在床,是通过口述让学生阎步克教授执笔的。周一良教授说:“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们之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上当受骗以后觉悟了,感到自己‘毕竟是书生’;红卫兵们也许所受毒害较深,觉悟比较晚。他们一旦觉悟,不是也会认为自己‘毕竟是个毛孩子’吗?”周先生将自己与陈寅恪相对比,认为自己、以及像自己一样“上当受骗”的知识分子,缺少的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之所以“上当受骗”,除了外部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缺乏内在的精神支撑——“毕竟是……”不能被任何人用来作为逃遁的“说法”。
    于是,我从最常见的历史资料入手,寻找当年斑斑的血迹,揭开当年创痛的伤疤。《北京大学记事》是百年校庆期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比较详尽的北大百年编年史。这本书对特殊的历史时段已经作了相当大的遮掩和修饰,但从那些被遮掩和被修饰的历史叙述中,我仍然能够发现“文革”岁月的血迹、眼泪和恐怖。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九年底,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据《北京大学记事》中的不完全统计,在北大非正常死亡的教授、干部、学生和家属的名单就可以整理出一长串来。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死亡的人士就有以下这些: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历史系副主任汪篯教授受批判后,服毒自杀身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英语系教授俞大絪因被批斗,于二十五日服毒,经抢救无效,于凌晨零点五分去世。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到北大承泽园造反,刺破居民孔海琨的右额,并在走前将老人拴在树上,致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遭批斗,服毒身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经济系遭批斗并被剥夺选举权的学生杨爱明自杀身亡。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哲学系教授沈廼彰在家服毒身亡。生前,沈曾被点名批判、抄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中文系六二级学生沈力自杀。沈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原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青在温州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造反派头头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死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无线电系六二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地质系六一级学生刘伟,准备回校办理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抓住,关押在四十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员打死。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服毒去世。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物理系著名教授饶毓泰上吊身亡。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杀身亡。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原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与夫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
   以上这些名单这还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已。北大在“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谜——北大历史系学术力量堪称全国高校中历史系之首,却没有几个历史学家愿意去解开这个谜。在这张挂一漏万的名单上,既有国宝级的大学者、名声显赫的教授,还有学校的各级干部和职工;既有普通的无辜学生,还有莫名其妙死于非命的师生家属……这些冤魂至今仍然飘荡在北大的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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