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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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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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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的“红宝书”
·从尼克松到克林顿:被羞辱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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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我们自身的匮乏
·读《触摸历史——五十人物与现代中国》
·胡适:既开风气又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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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与周星驰

   
   北大与周星驰
   
   继金庸登上了北大的讲坛之后,周星驰也登上了北大的讲坛。这两位香港通俗文化的代表人物,被一向高不可攀的北大接纳,成为备受瞩目的新闻事件。有评论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星驰到北大比前几年金庸走进北大更有文化上的象征色彩。因为他比后者更能代表香港文化的商业性和艺术形态的市民化。”
   北大学子对周星驰的崇敬超过了他们的校长、超过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超过了大多数到北大的世界各国政要。当他走上百年纪念讲堂的讲坛的时候,上千名青春学子已经翘首以待多时了。尽管周星驰的国语说得并不流利,他的口才也远远比不上电影中的那个配音演员,但是挑剔的学子们却原谅了这一切。应一名提问学生的要求,周星驰和学生们一起背诵被女生们称为“爱情圣经”的那一段《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意外的是,连周星驰本人也记不清楚这段“名言”,他刚说了第一句就接不上第二句。而台下的学生们却倒背如流,齐声朗诵,仿佛当年朗诵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香港的无厘头文化,能够在遥远的北大校园内激起波澜,的确出乎于严肃的学院派们的意料之外。

   北大因为接纳周星驰而受到不少严厉的批评。在传统媒体和网络上,关于“北大堕落”的说法不绝于耳。然而,作为近年来一直对北大持尖锐批判态度的北大学子之一,我却对这一次的批评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我看来,金庸与周星驰以自身的文化创造,已经成为通俗文化中的“经典”。不管某些“严肃人士”如何不以为然,他们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千家万户,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和观众。当然,并不能说读者和观众的数量就与作品的精神价值和艺术含量成正比,但是他们的作品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受众,人们在阅读和观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体现出了怎样的一种社会心理,这些都是应当关注和研究的文化课题。如果像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都以自命清高的姿态,拒绝面对传媒时代的诸多大众文化形态,学院与民间的沟通从何谈起呢?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那种唯我独尊、固步自封的心理,才是对北大自身学术传统的背弃。
   北大的学术传统是什么呢?蔡元培先生说,北大应当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的“大肚能容”,“容”的不仅仅是高深莫测的、故纸堆中的学问,而且应当包括对当下的、现实的、世俗的文化形态的关注、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如火如荼的“五四”时代,北大的一批人文学者就曾经致力于搜集和研究民间歌谣和通俗歌曲,并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那时候起,北大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化的研究就在全国学府之中独领风骚。今天,北大接纳以金庸和周星驰为代表的武侠作家和电影明星,也正是对自身传统的一种呼应和继承,体现了北大对中国目前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生态的深切关注。与高高在上的严肃文化相比,通俗文化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另一极。对通俗文化的研究,对于透视民众的心理状况、把握时代的发展脉络、描绘一幅完整的当代文化“地图”,都是至关重要的。
   你可以不喜欢金庸的小说,也可以不喜欢周星驰的电影,作为一名普通的受众,你可以对其不屑一顾;但是,作为文化研究重镇的北大,却不能对这类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视而不见。北大对金庸和周星驰的关注,是北大“拆除门槛、有容乃大”的表现。与之相似,美国的电影明星和体育明星,也频频登上哈佛、耶鲁等名校的讲坛,他们并没有降低这些名校的学术水准、危害这些名校的学术声誉,相反,他们给大学带来的一股清新的空气,带来新奇的观察视角。打破象牙塔的封闭,改变俗与雅的对立,不仅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更重要的是推动了观念的创新和思想的自由。
   北大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思想库”、乃至于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象征,正是因为它的自由、民主学术品格和宽容、多元的学术平台。真正有生机和活力的学术,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学术;真正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化,是多元共生、相辅相成的文化。假如长期固守“精英”的姿态,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理拒绝接受新兴的文化资源,北大不仅不会保持其“纯洁性”,反而会丧失其内在的发展动力。“问渠哪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源头的活水,哪里来汩汩的清泉?
   近年来,北大确实遇到了危机和挑战。北大真正的问题是越来越忽略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虽然它们曾经给北大带来崇高的声誉,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们的研究成果暂时不能转化为“第一生产力”。某些急功近利的教育官员一味强调“创业”——也就是立竿见影地赚到大钱。所以,他们大办工商管理、计算机、生物等学科,而让无法赚钱的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自生自灭”。然而,大师和大思想家都是在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中产生的,他们的出现,对于北大乃至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北大最大的危险在这里,在这“众生喧哗”的背后——对北大的批评,理应在这个层面上展开。
   北大的讲坛上出现过金庸和周星驰,北大的学子迷恋这些通俗文化的“英雄”,只是几个热闹一时的新闻事件,给寂寞的媒体提供了“话题”,它们并不能改变北大深层的、内在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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