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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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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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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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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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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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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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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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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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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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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注》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达到了最高潮。百年庆典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没有哪所大学的校庆获得这样的规格,即使放眼世界,如此规模的校庆活动也是罕见的。
   北京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沉浸在无边的喜悦之中,那一天,校园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处处是鲜花,处处是笑语。欧美校友从海外包了专机回国,专机据说早在半年以前就订好了。而南方的校友甚至在深圳包了一列火车专列返回母校,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专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
   五月四日早上七点,数十辆豪华大巴排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北大所在的海淀区向人民大会堂进发。为了让北大的车队顺利通过沿途的街道,北京市的交通部门专门进行了交通管制。
   一个有幸参加大会堂典礼的北大一年级学生坐在豪华大巴里,张望着长龙般的车队,自豪地说:“只有我们北大才有资格这样!”而堵在马路旁边的大小车辆的司机们,却已经开始破口大骂了:“搞什么校庆,让我们在路上耗了一个多小时!”
   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态上可以看出,北大已经跟社会大众脱节了。北大已不再具备“民间”的身份和立场。然而,北大人对于民间立场的丧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所谓“水往高处流”。对于一座大学来说,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危险。
   北大百年校庆,校方提出的两个方针是:使校庆成为政府行为、使校庆全面商业化。在这两个方面,校庆算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人民大会堂的校庆庆典,甚至有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气派。从宣传口径上看,几乎所有传媒都在作正面的报道,都在声嘶力竭地唱北大的高调。校庆的宣传特别强调北大走过的一百年历史与中国一百年近现代史尤其是政治史之间的紧密联系,所谓“北大的百年,也就是中国百年历史、尤其是百年革命史的缩影”。北大丰富的传统,也只剩下“爱国主义”这点任何一所中国大学或多或少都具有的素质。与政党、与政权、与革命、与意识形态之间源远流长的关联,被当成了北大安身立命的根本。
   北大拼命梳理与革命领袖之间的蛛丝马迹,以此来为自己“正名”。以至于在描述北大历史的时候,作为北大图书馆馆员的毛泽东比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还要重要。在一份校庆的宣传材料中,在描述“五四”时代的北大的时候,出现了三个风云人物的头像:毛泽东居中,蔡元培居右,鲁迅居左,两个长着胡子的中年人陪着一个小青年,让人忍俊不禁。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毛泽东还在偏远的家乡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然而,宣传画却给人以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是毛主席领导着蔡元培和鲁迅干革命的,蔡元培和鲁迅都成了毛主席的“下属”。我不仅感叹: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实际上,北大生涯对毛泽东而言,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这种心理的挫折,在毛泽东的心中隐然埋下了伏笔,成为他心灵深处仇恨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
   北大的历史成了“革命家史”,学术研究和教育功能遭到了十分的冷淡。北大完全被纳入到国家主流话语之中,成为一个辉煌的“小神话”,这个“小神话”镶嵌在一个更大的“大神话”之中。
   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全面介绍北大的历史与现在的画册。画册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反映北大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年的历史,中编反映北大五十年代的历史,下编反映北大一九七八年至今的历史。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真空——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而对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诸次学潮,画册中也毫无反映,似乎北大在八十年代没有发生过一次学潮。
   一九八九年以后,北大对一九八九-一九九二年入学的新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文理科新生分别进入石家庄陆军学院和信阳陆军学院。对于军训本身的评价是一回事,但对于军训事实的呈现又是另一回事。这本画册本来打算对军训一个字也不说,最后在担任编委的陈平原教授的坚持下,才选进了一小幅军训的照片,是军训拉练途中一个学生微笑着回头的画面。配的文字是“走在军训的路上”,一般人看了,是不可能知道北大有过对新生进行一年军训的历史的。
   历史被层层包裹起来,云雾缭绕,不识庐山真面目。目前,对北大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历史、以及八十年代的历次学潮进行全面的评价,似乎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对这段历史进行呈现,则是必要的和必须的。
   一九九八年六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六月二十七日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两国元首在会上就“六四”问题坦诚交换了意见。克林顿总统指出:“我相信,美国人民也相信,动用武力造成生命丧失的悲剧是错误的。我相信,美国人民也相信,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宗教自由是联合国宪章所保障的,也是各地人民的权利,应该受到他们政府的保护。”而江泽民主席也坦率地对“六四”事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一次面对全世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家主席都能够公开地、严肃地讨论的话题,为什么不能在北大自己的历史叙述中出现呢?
   陈平原教授曾经谈到一九七七年日本东京大学百年出版的画册《东京大学百年》,这本画册“既没有一幅历任校长的照片,也不见政界要人视察的镜头;大概不是想把东大置于‘真空管’中,而是对大学的使命有特殊的理解;相对于这么一座民族精神与科学文化的摇篮,任何显赫的个人都显得微不足道。”
   《东京大学百年》与《北京大学》两本画册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竭力真实地呈现历史,后者则大刀阔斧地对历史进行阉割。《东京大学百年》中唯一一幅有个人色彩的照片,是一九四零年所谓纪元两千六百年奉祝式上的天皇“行幸”。其中“行幸”二字加引号,而且与学生的军事训练和“学徒出征”仪式放在一起,目的是检讨“战时状态下的东京帝国大学”。日本是一个很善于掩饰自己的罪恶的民族,但东京大学在自己的“写真集”中,没有遗漏这不光彩的一页。
   另外,《东京大学》对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东京大学发生的学生运动,“写真集”也用三幅气势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现。校方并没有为这次学生运动“平反”的意图,仅仅是因为这次事件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应加以呈现。日本人一向以篡改历史著称,东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实记载了自己学校的历史,当然包括耻辱的历史。他们无法改变全日本的现状,但他们至少勇敢地从自己说真话开始做起。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掩饰和回避显得心虚和可耻。这一行为本身就缺乏基本的历史理性精神,在这种状况下,还谈什么学术研究的真实与独立呢?
   校庆的“全面商业化”则以一种赤裸裸形式表现了出来。在校庆前后的北大校园里,各式各样的校庆纪念品纷纷出笼。从昂贵的百年校庆纪念手表、纪念币到最普通的印有鲜艳的字样的汗衫,从琳琅满目的集邮用品到如潮水般涌入眼帘的书籍……北大的每个部门都在制作有关校庆的纪念品,希望在校友返校时大捞一笔。
   就邮票和相关的纪念邮品一项,就使得有关部门大发了一笔横财。某些部门甚至还垄断邮票的来源,将北大百年的纪念邮票以高价强行分配下去。无论什么商业行为都能够跟北大校庆沾上边,一旦沾上校庆的神气,顿时高雅起来。有的创意成功了,靠吃校庆吃出一个大胖子来;有的却失败了,结果许多没有卖出去的纪念品积压下来,让有关方面伤透了脑筋。校庆成了学校各部门商业意识和运作能力的一次大较量。
   北大出版社借校庆的东风,出版了几十种有关北大的书籍。从板着面孔的教科书式的回忆录到轻松自然的名人琐事,从最有价值的百年学术文库到最没有价值的北大人自吹自擂的文字,应有尽有,使人眼花缭乱。
   然而,读者仔细分辨,确实没有几本书能够称得上好书的。有的书虽然内容不错,但是出版社为了赶校庆的热潮,连起码的三校都没有完成就匆匆出版了,结果错别字一个接一个。这种做法大大伤害了北大出版社素来拥有的严谨的名声。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期形成的、来之不易的声望,难道不是一种买椟还珠的举动吗?这是所谓的“献礼书籍”致命的弱点所在。而就内容方面来看,北大出版社把眼光瞄准大大小小的与北大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的名人们,却对北大普通学生的真实生活状况视而不见,在若干本书籍中居然没有一本反映北大学生现实生活和学习情况的书籍!
   最有意思的是北大百年的藏书票,先后出了三套,据说是严格限定数量,印行之后立即毁版。于是乎,藏书票变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收藏价值,价格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第一套藏书票以每套一百元的价格限量出售,两个月以后就炒到了三千元左右,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藏书票是北大校庆期间最辉煌的商业神话。然而,人们在面对藏书票时,既体验到了高雅,也遭遇了亵渎。
   《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批评说,第一套一百枚藏书票,除了每一枚都共有的中英文标志语,画面上所有的文字加起来,大约不到二三千字,怎么会接连出现错误呢?例如,第十二枚“桃李纷芳”的“纷”字应该是“芬”,第四十四枚“读万卷书行万襄路”的“襄”字应该是“里”,第八十二枚“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苍”字应该是“沧”……这里没有冷僻词语,都是耳熟能详的成语和古典诗词名句,却错得如此轻率和令人痛心。这样的藏书票是如何过关的呢?它有四名主编、两名主设计、两名主摄影、一名责任编辑、三名监制、两名出版人、三名电脑制作,除去重复、累计经手,多达十五人,是他们的知识水准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还是不屑于此呢?是被北大校庆的喜悦冲昏了头脑,还是被被赚的钱迷了心,抑或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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