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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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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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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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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百姓为何痛恨警察?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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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准官僚社群”

北大的“准官僚社群”
    北京大学既有光荣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也有源远流长的官学传统。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后一传统严酷地压抑了前一传统,使北京大学成为一个典型的“准官僚社群”。学术的北大被迫让位于仕途的北大。
   话说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在少数开明官员的倡导下,曾经举行全校范围的运动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竞技型的大学生运动会。当时的学官金梁在笔记《光宣小记》中,对运动会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大学堂,在后门内,旧为公主府,乾隆时和嘉公主赐第也。内城不得建楼,惟府内有楼,可与宫闱相望。改大学后,藏书于此,称藏书楼。时李柳溪师为监督,约余任提调事,改学制,整堂规,并开运动会。中国有运动会,实自此始。京中各学堂均与会,各国宾使亦偕至参观,学生均易校服如军衣,而余等仍旧衣冠,翎顶袍褂,周旋其间,已觉不类。尤为可笑者,职员赛跑,余亦加入,衣冠奔走,真可入《笑林广记》矣。”
   这则故事,是北大这一“准官僚社群”的最为生动的写照。连开运动会都不愿意卸下一身臃肿的官服,“官本位”的思想已然在北大建立之初就扎下根来。金梁所用的“衣冠奔走”四个字,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许多北大师生依托北大的根本原因所在。他们是为了衣冠而奔走,穿上衣冠以后,他们更是匆匆奔走,是为了穿上更加华丽的衣冠。

   晚清时代,朝廷用高官厚禄来笼络京师大学堂师生的人心,许多师生也确实经不起朝廷的诱惑,争先恐后地投入朝廷的怀抱。
   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邹树文,在其回忆中,多处涉及官僚习气对最高学府的侵蚀情况。他指出:“凡列入最优等及优等的学生,由大学堂奏请清廷,给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各分等授以官职,最优等者五品衔以内阁中书尽先即补,优等者只给以中书科中书即补,统名之曰奖励。这种奖励,如果拿现在办法作一比喻,则举人是学位,官职则是高考后的分发。……”这样的章程,就把学习成绩的好坏,直接跟政府授予的官职的高低联系起来。
   说白了,就是你的考试成绩好,你就能够当大官。而你要获得优良的考试成绩,你就必须无原则、无条件地放弃独立的思考,接受官方所灌输的意识形态。如此这般,官位就像胡萝卜一样,挂在学生们的鼻子前面。既可怜又可鄙的学生们就像寓言里的那头驴子,为了吃到胡萝卜拼命往前面奔跑。
   这种教育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的教育,它放弃了人格的树立和价值观的培养。教育虽然被赋予了现代的形式,但在本质上依然是中世纪的那一套“学而优则仕”。这种思路与美国教育截然不同。美国学者弗雷德•赫钦格在《美国教育的演进》一书中指出:“教育在为美国广大人民扩大机会方面已经立下丰功伟绩,远远超过早期拓荒者最大胆大设想。不过光是均等地扩大机会并不等于卓有成效地传播了知识,而知识才是自由社会的最终保障。”
   教育本来应当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保障,但在我们这里它却加剧了不自由和不平等。在北大,许多学生一进入学校就直奔“主题”——当官的主题。这种教育也是赤裸裸的奴隶主义的教育,它不是为了启迪人的心智,而是限制人的思想,这种教育思路所造就的仅仅是官场的奴隶而已——这就已经达到了始作俑者们的目的。
   进入本世纪以后,中国政治斗争的形势日渐严峻。内忧外患使偌大的一个中国居然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居然容不下一所具有独立品格的大学。北大成为诸多政治力量争夺的中心,仿佛是谁掌握了北大,谁就掌握了领导中国言论方向的巨大权力。各种各样的思潮在北大互相争鸣、撞击和融合。如果限定在思想文化争鸣的层面,那么这种现象是北大的幸运,
   遗憾的是,种种纷争很快从思想文化层面转化到现实政治斗争层面,思想家退出而政客登场。接二连三的学潮给北大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北大人深深地沉浸在政治斗争的最形而下的、操作性的层面而不能自拔。对思想的坚持变成了对利益的保卫,只要存在利益得失的不同,就采取政治斗争的手段来解决差异。
   一大批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学者和学生,从北大涌现出来,并进而登上全国的政治舞台。正如鲁迅避居上海之后的总结:“北京学界,此前固有其光荣,即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样的结果,究竟是北大的骄傲,还是北大的耻辱?
   “五四”运动之后,许多北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从对理想的追求转变到对利益的追求上。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柳存仁在《北大和北大人》一文中写道:“有的人在中学时代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家,如果他还不算是最好的;但是他到了北大后,用不着两年的时间,他已经被训练成了最好的了。”柳存仁在描述北大的这一特点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北大的优势来看待的。他这样评述老北大的学生自治会和学生会中的学生干部们:“在全校的大会里面的执行委员里,往往有一部分是思想很偏激而且是很热烈的,另外一部分则是很保守和主张极权,另外,还有小部分的天然的斡旋分子,用亲切的和友谊的态度周转在他们之间。他们也许有的人已经有了某一方面的政治背景在他们后面做后盾或挡箭牌,后者他们已可以高高的顶着什么思想体系、什么理论、什么主义的高帽子,到处来寻找他们的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有许多人的演说声音,姿势和动作都可以说是有训练的,有的是像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一流。”
   那个时代毕竟还是有“主张”的时代,尽管偏激,尽管幼稚,尽管有一种矫揉造作的真诚,但他们所说的话与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随着中国现代历史血淋淋地展开而变得越来越少了。
   泾渭分明的现实政治斗争,将学生划入不同的阵营。学生们为了找回失去的自信,为了获得统治他人的权力,为了改变自己在社会分层中的不利地位,主动地依附于某一集团的旗帜之下。而“五四”运动在实际操作层面的胜利,使学生们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他们把自己当作改造中国的神来看待,他们的行为成了“为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为了一个预设的“神圣”的目的,任何卑鄙的手段都是可以容忍的。
   这一思路成为二十年代以后北大以及北大所领导的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这恰恰是蔡元培和胡适两位校长最担心的结果。
   蒋梦麟先生在回忆录《西潮》里详细地记载了“五四”之后北大哄动一时的“讲义风潮”。“五四”以后,学生们为成功之酒所陶醉,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元培校长赶到现场,告诉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元培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那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逐渐散去,蔡校长也回到办公室。门外仍然聚集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
   作为讲义风潮的亲历者和受冲击者,蒋梦麟先生特意写道:“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中有一位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以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错,他的叫骂声依旧萦回在我的耳畔。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钱。”
   北大过于浓厚的政治气氛很适合于这类人物的生长,当学生运动成为一个辉煌的叙事的时候,它背后的阴暗面便被遮盖了。蒋梦麟校长意味深长地说:“学生运动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够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
   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百年以来,北大里培养出了一代接一代的“社会不良分子”。从汪伪政府的王牌汉奸陈公博到共和国的“第一”贪官陈希同,都是“光荣”的北大出身。曾几何时,他们在政坛上纵横捭阖、不可一世,到头来却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他们后半生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早年在北大所受的政治熏陶不无关系——他们在北大读书期间,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生”,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经历都用到了社团活动之中。他们都是智力极高的人,但走上“偏门”之后,智力之高恰恰与造成的破坏性成正比。他们的前半生都曾经“革命”过,但当年革命的目的就不纯粹。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取向而参与革命的,与阿Q革命的目的一样。他们把真理放在第二位,而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真理,他们是“变色龙”式的人物。后来他们的恶贯满盈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他们前期的“革命”与后期的“卑鄙”是相通的,而不是矛盾的。所以,如果不对北大“官僚社群”的毒素进行清理,还会有更多更、可怕的人物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
   北大风格的政客,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时期气焰嚣张的风云人物聂元梓。透视聂元梓,可以洞察北大准官僚社群的弊病所在。
   聂元梓在文革初期的北大有“老佛爷”之称。所谓“老佛爷”的名号,来自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在晚清政坛上是说一不二的人物,政治手腕之巧妙,斗争方式之残酷,都是罕见的。聂元梓有此雅号,可见所作所为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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