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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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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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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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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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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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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


   漩涡中的舵手
   ——读《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
    《午夜日记》是叶利钦继《我的自白》、《总统笔记》之后最新的一本自传。这本厚厚的自传,记述了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叶利钦执政后半期风风雨雨。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持续突变,政治事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险象环生,党派斗争如火如荼,车臣战争烽烟四起。而身处漩涡中心的“舵手”叶利钦,居然临危不乱、从容自如,带领着俄罗斯这架庞大而破旧的马车,安全行驶到了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个驿站。

   这本“绝对主观”的“个人纪录”,与官方历史和媒体报道相比,更接近于事件真实的内核,也更接近于主人公心灵的感受。对于俄罗斯民众来说,书中第一次公开呈现的许多高层决策,都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对于那些异国的观察者来说,这本回忆录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每一章节都富于传奇性。它对中国这样同处变革中的国家来说,则更具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镜鉴意义。因此,在这本自传热销俄罗斯之后不久,它的中文版本就在中国出版了——这一次,中国出版界展示出了罕见的高效率。
   最后的忏悔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叶利钦抢占了世界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这次,不是惊天动地的政变消息,不是宣布总理和内阁的更换,而是叶利钦自己真正急流勇退了。
   在尚未结束总统任期的时刻,在新千年对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叶利钦却毅然决定提前辞职,将权力交给年轻一代领导人。自古以来,没有不热爱权力的领袖,叶利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还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以及那些已经当政多年的人们应该引退”。他希望、并且实际也是如此:对于制度逐渐完善的俄罗斯来说,最高领导的去留将不再引发一场地震。就好像在一艘素质优良的轮船上,舵手的更换并不影响其航向一样。在极权主义体制下,领袖的去留、生死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令整个国家陷入动荡的危机之中;而在民主体制下,领袖的变动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政府照常运转,百姓照常生活。叶利钦改变的苏俄“人治”的历史,尽管他本人堪称一名“政治强人”。
   新世纪的俄罗斯需要新的面孔。
   这一天,叶利钦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辞职的电视讲话。这个讲话既没有总结自己的历史功绩,也没有炫耀自己的巨大贡献;既没有辱骂长期仇视的政敌,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宏大的展望。那么,他讲话的重点是什么呢?
   是歉意,是真诚的歉意。
   是忏悔,是最后的忏悔。
   叶利钦在电视讲话中说:
   “我想请求你们原谅,因为有许多我们共同的愿望都没有实现。那些我们曾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完成起来实际上却十分艰难。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因为我没有实现某些人的愿望,他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自己也曾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跃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
   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在这一时期许多人都受到了震荡。
   你们每个人的痛楚都引起了我心中的苦楚。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心力交瘁,我总在考虑,为了让人们能够过得更轻松一点、更好一点,我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
   叶利钦请求他的人民原谅他。也许,依然会有不少人不会原谅他——那些在叶利钦时代失去权力和财富的人,以及生活质量有所下降的人。然而,更多的人会原谅他、会理解他、会支持他——那些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那些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的人。我相信,后者的人数会是前者的若干倍。希望回到那个一听见夜半的敲门便跳楼自尽的时代去的人,是极少数。
   忏悔需要勇气,忏悔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呼唤。毕竟,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叶利钦是第一个公开忏悔并请求谅解的领导人。在长达七十年的苏联政权中,每一代领导人都是全能的独裁者,他们或者牢牢掌握权力直到死亡,或者在阴谋诡计中丧失权力、甚至丧失生命。他们被官僚机器吸去了灵魂,他们本人也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螺丝钉。
   权力来自于阴谋,而不是来自于选举和宪法。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独裁者们,不必对空洞的“人民”负责——“人民”像渔网中的鱼儿一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所不在的克格勃特务们监控着。一旦哪个“人民”有了不听话的倾向,专政机器立刻便将他送进集中营。从此,他像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样消失了。古拉格群岛遍布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索尔仁尼琴的巨著所描述的,仅仅是它冰山的一角。因此,领袖是不会害怕“人民”的,只有“人民”害怕领袖。“人民”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把领袖的头像挂在厅堂里——很久以前,那儿是悬挂上帝圣像的地方。
   当人间的领袖僭越了天上的上帝地位,将自己塑造成为无所不能的“神”的时候,老百姓的灾难也就降临了。差点成为神职人员的斯大林,残害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至死也不曾忏悔。他死去的那一刻,双目圆睁,似乎还想紧紧抓住那被鲜血浸透的权力宝杖。他带着他的罪孽直入地狱的最底层。
   相比之下,叶利钦的讲话让我深受感动。叶利钦将自己恢复到一个有限的“人”的地位上。既然总统也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他也会犯错误,他也有自己的盲点和误区。叶利钦“退却”的这一步、“还原”的这一步,是平凡的一步,也是伟大的一步。这一步,在俄罗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有人说,叶利钦玩弄的是政治家的手腕,他是在作秀。也有人说,叶利钦以退为进,目的是让自己执政期间的失误不被追究。对于这些说法,我都不敢苟同。我认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成功依靠的是胸襟和气魄,而不是权谋与机巧。作为俄罗斯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叶利钦深刻地意识到,他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宪法,来自于荣耀的上帝。因此,他避免了像那些独裁者一样,“一不小心”就自我无限膨胀了,就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恩人和父母了。
   那天,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叶利钦讲话的场面。他因为悔过而自信,他因为坦率而真诚。他的眼神温和,他的银发“一丝不苟”。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的愧疚也正是他的光荣。我想起了《圣经》中所说的:
   凡事受了责备,就是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以弗所书5:13》)
   是的,作为一个领袖人物,要让民众恐惧,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让民众爱戴,却难于上青天。后者,叶利钦部分地做到了——至少,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做得像他这样好。
   俄罗斯的将军们
   叶利钦在书中写到了若干名俄罗斯的著名将领,有褒有贬,评价不一。像列别德、科尔扎科夫等身兼将军和政治家两重身份的高级官员,与叶利钦之间时亲时疏,有分有合,关系错综复杂。对那些已经分道扬镳的朋友和部下,叶利钦试图心平气和地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一直维持着一种政教合一的、军事独裁的权力体制。沙皇要保持绝对的权威,首先必须获得军队的效忠。而那些被推翻的沙皇,十有八九都是因为没有跟军队搞好关系,而被自己豢养的近卫军拉下马、甚至处死了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也是首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军队的哗变开始的。末代沙皇尼古拉,由逊位到被幽禁,由被流放到被枪杀,这样的命运,事前他岂能有所预料?
   在斯大林时代,独裁者对待将军们的政策是“恩威并施”。对斯大林个人无限忠诚的、没有野心的将军,即使平庸和愚昧,也能够平步青云,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如伏罗希洛夫;而那些个性鲜明、独当一面的将军,即使战功赫赫,也会招来功高震主之嫌,最后惨遭处死,比如图哈切夫。
   军队与特务机关之间,相互独立而对立。两大势力都争着向斯大林献媚。就好像两个淘气的孩子,争先恐后地向大人撒娇、告状。斯大林正是通过这种巧妙的平衡术,有效地控制住了军队、控制住了桀傲不逊的将军们。他让克格勃监视军队,又让军队威慑克格勃。斯大林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或者听从军队的汇报,削减克格勃过度膨胀的权力;或者听从克格勃的汇报,将叱咤风云的将帅投进监狱。总而言之,宪法是一纸空文,选举也是走走过场,这个庞大的帝国,根基却是军队和特务的暴力统治。
   叶利钦在书中谈到一部俄罗斯著名影片《太阳灼人》。这部影片以冷峻的风格,细致入微地反映了斯大林时代对人性残酷的戕害,也揭示了斯大林“平衡术”的秘密。叶利钦特意描述了影片中那个震撼人心的场面:一位红军将领被送往克格勃总部,他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鼻梁骨也断了。就在半个小时前,此人还是一个民族英雄,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是了:精神完全崩溃,禁不住地嚎啕大哭,鲜血、鼻涕、眼泪。这是谁干的呢?不过是三个克格勃人员。
   叶利钦追问道:“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时代?一个勇于指挥千军万马、不畏世界大战,甚至期望这场世界大战的强人居然在瞬息之间变得一钱不值,消失了,而他的全部希望就是给斯大林打电话!”
   原因在哪里呢?叶利钦有自己的回答:“如果颇有名望的红色将领不枪杀平民、不宣布对造反的农民和哥萨克采用全面的恐怖手段、不将某些社会阶层整个儿连根清除,也许,而后他们也不会可耻地被送上囚车?”说到底,还是将军们自作自受。他们背弃了人民,他们自己也沦落为独裁者的玩偶。
   那么,在新的俄罗斯,将军们应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一九九一年的“八月政变”,是一次企图将苏联拖回旧时代去的、不得人心的尝试。军方的高级将领们正是策划、支持与实施这次政变的主力。政变失败以后,军队逐渐退出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新宪法的规定中,军队成为一只真正的国防力量,而不再是国内权力斗争中的关键砝码。
   叶利钦指出,在九十年代初期,万能的克格勃垮台了,政治自由在俄罗斯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于是许多戴着肩章的人各自采用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这种自由。叶利钦揭示说:“九十年代初确实存在着军事叛乱、国内战争的危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避免了这种危险呢?
   还是叶利钦解开了这个谜底——“是社会的内部稳定性起了阻碍的作用”。军人干政是专制制度自身孕育的一颗毒瘤,专制制度本身无法克服它。它将与专制制度相伴始终。而它的天敌正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一道牢固的“防火墙”,正像叶利钦所说的那样:“年轻的民主国家很快就具有了抵制将军‘病毒’的内部免疫力,这些病毒就是骚乱、笼络平民的手段、立即成为众人统帅的欲望。新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和政策法规,的确构成了对这种危险真正的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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