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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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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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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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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三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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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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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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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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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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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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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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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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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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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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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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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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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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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一九六二年一月,面对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召集了七千人出席的中共中央五级干部工作会议。所谓“五级干部”,包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及军队的负责干部。这次会议的规模迄今为止仍然是空前的,一下子在北京聚集了七千多人,前后持续二十八天。这次会议在中共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凡是研究当代历史的人,几乎都无法忽略这次大会。中共党史专家张素华所著之《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以翔实而丰富的史料,揭示了七千人大会的种种内幕。由于作者本人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的身份,以及当下中国国内出版审查机制的限制,这本书不可能完成对七千人大会的黑幕的全面呈现,以及对中共的中央集权、一党独裁体制作出深刻反思,但作者平静而客观地描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等掌握最高权力的决策者们在会上的表现,以及权倾一时的地方诸侯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或指鹿为马,或欲言又止,或冷酷无情,或良知未泯,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言论,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后在更加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的兴衰成败。这本书是当代中国的“资治通鉴”,被《中国图书报》评选为年度百佳图书,也被《中国青年报》列为年度八本最重要的图书之一。
   七千人大会埋下了毛、刘冲突的伏笔。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事先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该提纲由毛泽东审阅过,毛并没有提出什么修订意见来。刘少奇根据此提纲作了即席讲话,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许多内容超过了那份毛看过的提纲。刘承认大跃进所犯下的错误比毛所承认的严重多了。毛过去总说大跃进的错误与成就相比,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刘则说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并承认实际情况可能更糟。刘还首次提出“人祸”的说法,此观点一针见血,需要十足的勇气和相当的胆略。刘少奇指出:“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段讲话让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刘代表中央所作的自我批评到此为止,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谁是始作俑者,什么人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反而继续坚持“三面红旗”的正确,也不敢对毛泽东提倡的个人崇拜有所质疑。当会上有人提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上所讲的,不正是如今要解决的问题吗?刘少奇立即堵死了为彭德怀平反的缺口,指出彭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给彭加了一个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刘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为了讨好毛,另一方面他与彭长期不合,庐山会议上他也是激烈批判彭的当事人之一,所以他不可能否定自我。此一细节也可以看出,党内政治斗争极其残酷,是非善恶一直被颠倒,人性一直被扭曲。
   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最大胆的不是刘少奇,而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彭真在延安整风中崛起,从此成为刘系的一员大将。彭真在会上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说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彭真的这番讲话堪称石破天惊,当即遭到对毛忠心的陈伯达的反驳。当时,毛对这番批评没有公开的表示,但可以推测他从此便不再信任彭真。四年之后,毛一发动“文革”,首先决定打倒的便是掌控京畿的彭真,也许正是因为毛对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逆耳之言极其厌恶。毛是一个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听不得任何批评意见的人。自延安时代在党内奠定了一言九鼎、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他便不容任何人对其决策提出挑战,即便是小小的修订也不行。在七千人大会上,毛的威信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对此他是不会甘心的。因此,七千人大会之后仅仅半年,大会上所制定的方针便被迅速毛强行扭转。显然,毛从未真正放弃权力、退居二线。
   这次会议上其他几名政治局常委的发言,各有千秋,耐人寻味。他们都是长期的政治斗争的幸存者,早已学会了明哲保身的方法。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之后,再也不敢对毛存有二心,从此心甘情愿地充当毛的大管家的角色。一九五六年,因提出“反冒进”问题,周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更是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此次大会上,周恩来的讲话主要是代表国务院系统作自我批评,他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并指出中央的工作之所以存在若干缺点和错误,乃是“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周的讲话不偏不倚,俨然是滴水不漏的外交辞令。
   邓小平的讲话,是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代表书记处作自我批评。该讲话被作者形容为“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这显然是过誉之词。邓在当时的七常委中年纪最轻,升迁也最快,毛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过:“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可见毛对邓的器重。其实,邓并非“厚道人”,邓见风使舵的精明并不下于周。邓的讲话从头至尾都没有涉及“三面红旗”的问题,也没有讲成绩和错误的比例,更没有讲天灾、人祸的问题。他虽然多次提及刘少奇的报告,更是反复赞美毛的讲话。所以,在文革中,邓小平虽然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毛仍然将刘、邓区别对待:对刘毫不留情,让其死无葬身之地;对邓却手下留情,逼邓就范,并再度启用。

   朱德虽然名列常委,但早已淡出核心圈子。此次大会上,朱德的讲话三易其稿,作者从中勾勒了其复杂的心路历程。朱德多年在基层走访,比较了解民生疾苦,在第一稿中提出了积极发展手工业、恢复和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等建议。等到林彪的讲话受到毛的肯定之后,他立即收回原来的讲稿。朱德在庐山会议上一度同情和支持彭德怀,后来被迫批评彭“脾气执拗、固执己见”,毛当时便翘起腿来,在鞋底搔了几下,嘲讽朱德“隔靴搔痒”。毛的动作迹近市井无赖,朱德深受羞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指责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和伪君子”的林彪,从此青云直上。由此,作者分析说:“朱德根据自己多年对林彪的观察,认为林彪最能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况且林彪的讲话当场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可能担心,大会会不会突然转向?再来一个类似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这或许是朱德决定换讲话稿的原因所在。”朱德的第二稿紧跟林彪发言的思路,赞美一九五八年以来不仅实现了“大跃进”,而且“大跃进”是“全面的”,“史无前例”的。到了大会发言的时候,其主题却变成与大会风马牛不相及的“反对修正主义”。或许他认为毛一向重视“反修”,讲这个话题既不必在事关国计民生问题上说违心的话,也可以讨得毛的欢心吧?可见,朱德在毛泽东面前是何等忍气吞声。
   当时在党内排名第五、主管经济的陈云,本来应当是发言的主角,却始终一言不发。毛鼓动他发言,他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陈云与周恩来一样,曾因为“反冒进”而受到毛的批评,从此便处于“半退休”状态。毛在汉口会议上曾经话中有话地说,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以此暗指陈云。毛还对人说,陈云这个人靠不住,在情况好的时候就出来,情况不好的时候就称病。也正是如此老成世故,陈云才成为政坛的长青树,即便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也未受到严重冲击。《陈云传》中记载了陈云在二十六年后的一段回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这段话不无自我辩护的意思,但遮盖不住的事实是:罔顾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的事实,难道仅仅是为了“不给毛主席难堪”吗?更重要的恐怕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吧——谁愿意步彭德怀的后尘呢?
   七千人大会上真正的赢家乃是林彪。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为林彪翻案的思潮,林彪的女儿林晓玲替父亲向那些受迫害的人及其家属道歉,与章诒和在电话中相对而泣,却被某些人斥责为给父亲丢脸。林彪与毛的决裂以及出走经过,至今扑朔迷离,但将其描述为反对毛泽东独裁体制的英雄,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林彪的窜升,是其主动努力的结果,而非毛强行让其上位。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便是铁的证据:当“三面红旗”受到普遍质疑、连毛本人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时候,他却振振有词地为之辩护,让毛多少产生了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林彪强调毛一贯正确,三年大饥荒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负责执行的干部没有正确把握毛的思想。林还别有用心地谈到“团结”问题,这一翻天印足以全党缄口——因为谁怀疑毛的正确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团结,罪莫大焉!于是,毛带头为林鼓掌,对其他人的讲话都不予评论,却单单称赞林的讲话“很好”,并对当时身边的红人罗瑞卿说,这样的讲话你就讲不出来。林彪终于以此赢得了毛的青睐,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无疑是增加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砝码,并奠定他以后地位的关键一环。”
   在七千大会上,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等“四大左狂”并未受到严肃处理,尤其是李、吴、曾三人,在各自任职的省分制造了大量百姓被饿死的惨剧,却没有被追究责任,惟有曾希圣一人在刘少奇的坚持下被免职。如果在民主国家,这样的官员一定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可是,在中共的统治下,最应该负责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本人视人命如草芥,拒绝承认错误,下面的官员自然就可以逍遥自在了。李、柯、吴、曾四人都与毛关系密切,李、吴都是毛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期的学生,李长期担任毛的个人秘书,曾长期担任毛的警卫,柯则是毛的极左政策最积极的支持者。此四人安然过关,即表明毛的权力基础依然稳若磐石。
   七千人大会部分地停止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狂潮,遏制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但是,由于该大会根本不可能触及造成灾难的根本原因——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和毛泽东的一人独裁,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中共暴虐统治的转折点。它却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经历过历次血腥的党内斗争之后,所有党内高层人士甘为毛泽东的奴仆的可耻面目;它也像一个舞台一样,各色人等轮番上阵,“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二零零八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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