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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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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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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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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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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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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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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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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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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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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在近期的中学教科书改革中,虽然大的趋势在向着世界文明潮流靠近,但也出现了一些局部的逆流。比如,上海的新历史教科书因为淡化了中共的“革命史”而被中止使用,鲁迅脍炙人口的名作《纪念刘和珍君》被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除。

   对于《纪念刘和珍君》的消失,在知识界有不同的解读。近日,杂文家鄢烈山在《重塑鲁迅》一文中,谈及广州一尊新落成的鲁迅塑像,称赞这尊国内惟一的鲁迅和许广平在一起的“夫妻塑像”,鄢文指出:“与以往横眉冷对的鲁迅形象不同,这回的塑像着力凸现了他和蔼、宽厚、坚韧、睿智的文化气质。这不仅是为了‘缅怀两位先生在广州的情缘’,也表达了时人对鲁迅的新认识或者说新塑造。用鲁迅之孙周令飞的话来表达其立意,就是‘作为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紧接着,鄢文谈及当下中学语文课本中课文的更替,鲁迅作品大幅缩减,金庸小说得以入选,鄢文为《纪念刘和珍君》被撤换而叫好:“起码将《纪念刘和珍君》换下来还是有道理的。此文背景说来话长,文章中‘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这句表达激愤的话,被剥离了语境,成了一些青年人振振有词的座右铭,将之理解为对人对事心怀猜疑和敌意是一种很可怕的误解,还是暂不出现为妙吧。”

   我完全不同意鄢烈山的看法。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见不得《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为何不愿接受鲁迅对中国人“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的评估,为何支持鲁迅的孙子提出的“作为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的论断。无疑,“横眉冷对千夫指”和“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生命中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此前人们过多地接受其怒发冲冠、“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而忽略其温柔谦卑、“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如今凸现后者、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鲁迅,确实有必要。但是,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试图用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来完全地取代其“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那样所获得的鲁迅的形象,同样是残缺不全的。

   在我看来,《纪念刘和珍君》是鲁迅最好的文章之一,是鲁迅最动感情和最用心血写的文章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这篇文章作为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范文是当之无愧的。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刚刚上高中一年级,在学习《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时候,老师一边朗读一边落泪,他是用哭腔念完这篇文章的。虽然大部分同学都不明白老师为何如此感动,我却心有戚戚焉。那时,天安门屠杀刚刚过去三个月,血迹还没有干,谎言已经开始弥漫。对“六?四”期间的言行的清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人都谨言慎行。语文老师是一位大学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惟有讲授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才得以真情流露。

   许多年过去了,老师朗读那些段落时的情景,宛如是在昨日,历历在目,这些经典的段落也时时涌上我心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纪念刘和珍君》过时了吗?没有过时。因为屠杀并没有远去,屠杀就在我们身边;屠杀不仅是段政府的杰作,更是邓政权的佳绩。在那些日子里,万马齐喑,指鹿为马,道路以目,我们年轻的语文老师惟有通过朗读《纪念刘和珍君》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和对独裁者的愤恨:“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句子深深地打动了我少年人的心,我就像当年目睹十二月党人被沙皇绞死的赫尔岑一样,由此发誓与一切专制独裁的力量战斗到底,这篇文章奠定了我的生命和我的写作的本色。十八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学生有过与我相似的经历,但我相信《纪念刘和珍君》一直是青年一代精神启蒙的重要一课。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曾经在校园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与刘和珍、杨德群一起遇难的燕京大学女学生魏士毅的墓碑。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我独自前去祭拜孤独的学长,并为她诵读《纪念刘和珍君》。

   这是一篇和着眼泪和血写成的文字。这是一篇不容轻慢、不容亵渎的文字。如今,中共的教育主管部门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去,表明他们害怕这篇文章,担心让老师和学生们联想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这篇文章不符合中共当局炮制的“和谐社会”的谎言。杀死孩子之后不仅不认罪,而且还继续逼迫死难者家属的政府,有什么资格说“和谐”这个词语呢?作为老百姓,谁不希望和谐、平安与幸福,可是谁愿意以做奴隶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和谐”呢?

   《纪念刘和珍君》所描述的不是过去的中国,而是当下的中国。这就是鲁迅文章的力量所在,“死诸葛吓死活司马”,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旧政权的谴责,居然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新政权心惊胆战!是的,如果说中华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三?一八”,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是“六?四”,而后者的残酷与血腥程度远远超过前者。作为当代的写作者,应当自己写出一篇篇像《纪念刘和珍君》一样严词谴责凶手的文字来,并慰藉那些死难者的灵魂和他们哀伤的家人;然而,我们没有写出来,因为怯懦,因为逃避,因为升官发财的欲望。于是,我们只能借用鲁迅先生的文章,借用这篇八十多年前的老文章,曲折地、隐讳地、战战兢兢地表达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退步。然而,当《纪念刘和珍君》被从课本中删除的时候,当更大的退步发生的时候,杂文家鄢烈山不仅不反对之,反倒为之叫好,因为“和谐社会”不再需要“战士”了!

   其实,鄢烈山早已宣称鲁迅的时代结束了,今天的中国不需要鲁迅了,需要的是“公民写作”,是“建设”而非“破坏”。是的,死去的人既然不能复生,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要学会向前看,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鄢烈山形容为“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代”呢?这个时代,想当战士的人,只配落得个堂吉诃德的下场!但是,在我心目中,鲁迅永远都是战士,是独自面对各种黑暗势力、组织及流氓小人的战士,是同时受到“敌人”和“自己人”猛烈攻击而遍体鳞伤、却“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异类”。一旦剥离其战士的质地,鲁迅便不再是鲁迅了。战士的身份,是鲁迅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等人最大的区别。鲁迅迁居上海之后,脱离了政府、大学等建制,完全靠写作维持生活。在此意义上,鲁迅比胡适等人更加自由和独立,这种自由和独立也更值得尊敬。鲁迅不仅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战斗,不仅与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战斗,也与中共控制下的左联领导人“四条汉子”战斗,与习惯吃人血馒头的大众战斗,凡是有黑暗的地方,便有他战斗的身影!

   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最需要鲁迅的战斗精神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黑暗并不比鲁迅那个时代少。鄢烈山当然有权选择风花雪月,当然有权不当鲁迅那样的战士,当然有权否定昔日也曾经战斗过的自己,甚至也有权批评和否定鲁迅的立场,这是他的权利和言论自由;但是,我们同样有权批评鄢烈山打着“重塑鲁迅”的旗号所做的歪曲鲁迅的工作,我们同样有权呼吁更多的知识分子像鲁迅那样生活和战斗。换言之,我们理解和宽容明哲保身的选择,但我们不能认同逃兵对战士的攻击。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像王蒙所说的那样“要是有一百个鲁迅,天哪,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的中国,需要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鲁迅,在人权状况极其恶劣的状况下为自己及同胞争取基本人权,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为自己及同胞争取言论自由。面对山西黑窑的奴隶童工,面对辽宁被铁水瞬间蒸发的工人,面对被流氓绑架殴打的人权律师李和平,面对奥运前夕被赶出北京的上访村的访民,难道应当见怪不怪、视若无睹吗?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人,必定会像鲁迅那样愤怒并呐喊。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表明,现实社会的残酷与邪恶远远超过我们的评估与想象,也是对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鄢烈山最不喜欢的那段文字的印证——“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同样在繁华而溃烂的广州,鲁迅研究者、作家林贤治的感受就与鄢烈山截然不同。鄢烈山拼命维护“和谐社会”的面子,甚至写文章歌颂中共十七大的“表达权”,林贤治偏偏要揭穿那一幕幕“不和谐”的画面。在广州,有被警察打死的大学生孙志刚,有被武警射杀的太石村村民,有被冤屈下狱的记者喻华峰,也有“小康”不久的鄢烈山。林贤治以鲁迅为镜子,照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小”来,他说:“我们这些学者之类的算啥?哪个人会自始至终想到沉默的大多数,哪个人会想到社会不合理的存在,哪个人会正视专制主义的存在,哪个人敢挑战专制者!我们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有些人说鲁迅好斗,不好。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东西,恶势力在那里,斗还是不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然而,鄢烈山却不接受这最简单的常识,不承认战士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不是鲁迅在变化,而是某些人自己在变化,变得世故、圆滑、冷漠、自私、“过于聪明”,正如林贤治所说:“我们身上没有一点战斗的因子,我们已经失去了感受的能力。”

   鲁迅从来没有掩饰过对专制权力的厌恶,从来没有想过要用某种“艺术化”的方式来隐讳地表达这种厌恶。是与非、善与恶的判断,其实是很容易作出的,不需要太多的考证和研究。毫无疑问,《纪念刘和珍君》是一篇从心底里喷涌出来的文章,鲁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是否可以发表、在什么地方发表,以及发表之后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危险。这样的文章才是千古绝唱。某些人,一提起笔来便反复斟酌如何发表、在哪里发表、能得到多少稿费、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在此心态下写作,是非正常的写作,是自我阉割式的写作。在此精神状态下写出来的文章,必定没有生命力。

   《纪念刘和珍君》是一篇许多人不敢也不愿阅读的文章。虽然它被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撤除掉了,但它不会消失在历史深处。我会把它介绍给许许多多的年轻朋友,我相信它会打动越来越多同胞的心灵,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外部环境,与鲁迅生活的时代相比,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这篇字字泣血的文章,其重量远远超过了某些帮闲文人所写的所有帮闲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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