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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是“第N权”?

   作者:毕研韬
   
   第四权”之说经历了数次演变。欧洲封建社会存在贵族、僧侣和平民三大阶级,于是有人把新闻记者称为“第四阶级”(the fourth estate),之后有人将the fourth estate theory(第四阶级理论)误译成华文“第四权理论”。1974年11月2日,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图瓦特(Potter Stewart)在演讲时提到“to create a fourth institution outside the government as an additional check on the three official branches”(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机构以制衡“三权”),但是他强调新闻媒体有监督政府的“权利”(right)而非“权力”(power)。另外,美国的“三权”或民选产生,或依法任命,而“第四权”既非民选,也非任命,其权力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可是今天,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方网站上说“如今美国的新闻媒体常常被称为‘第四权’,这个名称意味着媒体和宪法创立的政府三方权力享有同等的地位。”而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将新闻媒体与立法、司法与行政完全并列都是不科学的;从严格意义上讲,“新闻自由”依然是理想而非现实。
   
   中国需要“第四权”

   
   中国大陆奉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媒体是宣传工具。不过,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新闻媒体对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因此把文化体制改革上升到强化综合国力的战略高度。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布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就要求媒体业在组织结构(包括人事和收入分配等)、经营方式方面进行改革,但《意见》强调“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确保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 对国内,当局也意识到了提升新闻媒体影响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7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河南调研时就强调,要切实提高传播能力,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加快构筑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在中国,愈演愈烈的腐败之风迫使当局不得不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中共官方智囊李君如曾表示,党的纪检部门、政府的审计、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会制衡腐败。此等理念已获中共当局认可。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把舆论监督视为约束权力运行的重要机制之一。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回答关于腐败的问题时指出:“反腐败已经到了决战时刻,关键武器是民主监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致2007年4月9日召开的全国纠风工作会议的信中指出,要逐步建立健全纠风工作的长效机制,各地区、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群众监督,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出席该会议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指出,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社会和舆论监督,促进政风行风的根本好转。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中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等官员近日都公开欢迎媒体监督。加上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苏醒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蔓延,都促使中国的新闻媒体近几年发生了一些变化。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冯应谦分析说,CCTV增加揭黑新闻节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央政府曾提出传媒要担当舆论监察角色,二是央视考虑商业竞争考虑求变。他坦言,央视记者拟定节目题材不需请示中央,央视已不存在“高度指示”的新闻节目。
   
   事实说明,中国当局对新闻媒体的认识与态度正在发生变化,而这种转变与西方的管治理念日趋接近。英国政治学者Janet Newman 曾把西方的管治模式分为“自我管理模式”(self-governance model)、“开放系统模式”(open system model)、“等级制度模式”(hierarchy model)与“合理目标模式”(rational goal model)四种,大众传媒在这四种模式中的角色和功能不尽相同。在民主国家里,大众传媒是作为体制外的“管治伙伴”存在和运行的。
   
   但是,中国新闻媒体所扮演的“制衡”角色与西方媒体的“第四权”角色不可同日而语。西方的“第四权”维护的是公共利益,而中国的新闻媒体呢?因为不同层面的政治利益和公共利益并非总是完全一致,中国媒体维护公共利益的意志与能力还不容乐观。
   
   “第N权”的监督
   
   宣传工具的角色决定了中国的新闻媒体是“体制内”的国家机器,这与西方“第四权”所处的媒介生态环境有本质的区别。但中国的政治进程又需要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第四权”的功能以约束各级官僚。既需要“第四权”,又忌惮“第四权”,这种矛盾心态在去年酝酿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上暴露无遗。
   
   部分中国政客已经认识到了赤裸裸的宣传的危害,中国重庆的“媒体改革”更是大力提倡尊重新闻规律。如今不少政客已经不公开地聘请私人政治顾问,开始尝试运用政治传播的理念和新闻策划的手法塑造政治形象。部分政客甚至利用境外媒体实施政治促销,试图以“出口转内销”的运作方式提升宣传效果。
   
   媒介的日益商业化和私有化使其不可避免地追逐利益最大化,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公共利益。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的新闻媒体与经济精英、社会精英之间的“利益联盟”正成蔓延之势。这些精英人士常以三种方式换取媒体的舆论支持:一是批量订阅报刊,二是投放广告,三是担任媒体的顾问或理事。另外,中国新闻媒体的娱乐化趋势、不加节制的法制报道,表面上是提供“低水平满足”,其实都与媒体的市场化有关。中国民间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过去媒体对此的解读是“部分官员害怕新闻监督”。其实,新闻媒体忽略了一个与自身有关的事实:新闻界的违规操作已让社会忍无可忍。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渲染社会阴暗面,把“法治宣传”变成犯罪教学,这已成为中国媒体市场化初期让精英和平民都十分担忧的问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近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58.51% 的受访者认为开展舆论监督不能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而只有28.72%的受访者不认同此观点。传播学者T. Gitlin曾提出“管理导向”和“市场导向”两个概念。今天的新闻媒体具有本能的“市场导向”,所以必须对其加以约束,“理性化其行为”。
   
   总之,中国媒体所扮演的“第N权”角色使其功能更加多元、运作更加隐蔽、监管更加困难。“无冕之王”的称号更刺激了新闻业的无序操作。所以,中国政府必须在进一步“赋权”于新闻媒体、催生“第四权”功能的同时,建立对新闻媒体的多元监督机制,保障媒体与环境在相互监督中达致平衡,让政府与媒体在和谐互动中实现共赢。这也正是笔者在2006年12月完成的《海南省媒体形象调查报告》中特别强调的观点。笔者深信,一个新闻媒体不能发挥监督职能的社会,和一个不能对新闻媒体进行有效监督的社会,是同样可怕的。
   
    ( [香港]《传媒透视》2007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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