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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血案、武昌起义、鄂州约法、民国公报-1911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

    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初六日,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湖南、江苏籍的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宋教仁、赵声、居正等与孙中山长期偏重在华南、西南发动起义的方略相左,认为西南边陲即便举义成功,也难引起全国震动,主张改变发难地区。宣统二年(1910)四五月间,他们在日本东京集会讨论,宋教仁提出:“在中央革命为上策,然运动不易;其次为长江流域;边地实下策也”。与会者大多认为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的中策比较现实可取,遂推谭人凤召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磋商。会上宋教仁提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主张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同时并举,建立革命政权,然后北伐。谭人凤要求采取“事权统一,责任分担”的行动计划。会后,谭人凤到香港,向黄兴陈述成立中部总会的计划,得到黄兴首肯。宣统三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宋等人更急谋长江中下游起义,于闰六月初六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会议发表宣言,认为以前革命的失败,在于同盟会“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中部总会将“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机关制取合议,救偏僻,防专制”。“中部总会不设总理”,“虚位待贤”,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五人为执行部长。居正负责湖北的工作,焦达峰负责湖南的工作。中部总会成立后积极推动了长江各省的革命活动,特别是促成了湖北省文学社和共进会两革命团体的联合与起义方案的制订,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

   铁路国有和成都血案

    清廷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宣统三年(1911)七月初七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应四川保路同志会所请,奏报清廷铁路暂归商办,未获批准。四川民众的反抗情绪更高,抗粮抗捐活动遍及各县。清廷电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带兵入川,并命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活动。初十日、十二日,赵尔丰又两请清廷同意商办,缓和民愤,清廷依然不允,严责赵尔丰弹压。七月十五日,赵尔丰以谈判为名,诱捕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保路同志会会长邓孝可、股东会会长颜楷等十一人。成都民众闻讯,齐集总督衙门,人员逾万,请求释放被捕川绅。赵尔丰下令开枪,杀害请愿民众三十二人,伤数百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此事激起四川民众的极大愤慨,纷纷拆毁电线,沿途设卡断绝官府通讯往来。十六日,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组织保路同志军攻打资州,哥老会首领秦载赓、侯宝斋率民团数万,亦与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农民武装云集响应,围城人员不下二十万。清廷命湖广总督瑞澂派兵入川,在成都城外与同志军激战。十八日,成都城外同志军为清军所败。但此刻整个四川沸腾,各地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展开了武装反清革命斗争。

   振武学社和文学社

    清末湖北革命团体。宣统二年(1910)9月18日由群治学社改组而成,推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为文书兼庶务。以“讲求武学”为名,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学社规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标、营、队分别设立代表,各营分别按代表指示行动,不得彼此联络。并要求社员每月发展新同志一人,但不得滥收。后被协统黎元洪侦知,杨王鹏被撤差,李六如被开除军职。社务遂由蒋翊武接替。詹大悲等创刊机关报《大江报》,努力宣传革命,影响日益扩大。 蒋翊武等为掩蔽革命目标,于1911年1月30日借春节团拜名义,邀集各标、营革命士兵代表在武昌黄鹤楼开会,议决将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以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选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总机关设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简章称“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旨趣,实际上却是以革命排满作为“心记之宗旨”。会员绝大多数为趋向革命的士兵和青年学生,也吸收少数进步的下级军官参加。

   共进会

    共进会于1905年8月18日成立于日本东京,最初是由同盟会中分离出来的。当时同盟会的领导人孙文,采用渐进式的革命方针,亦即希望先从中国南部边疆地区发动革命,再逐渐进入满人统治的中心区,这种策略为许多人所批评,尤其许多参与者认为应由长江流域来发动革命。张伯祥、邓文翚、焦达峰、孙武、刘公等主要人物随即正式成立了共进会,共进会的最初参与者大多是留日的军校学生,有稍好的社会背景,以较激进与实际的方式来推动革命 ,大多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分。 共进会成立后发表了白话文及文言文两种宣言。宣言道:「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亦甚艰巨也。」指出「共」是指成员同心合意,「进」是增进知识以找寻正确的「题目」(应指目标),此一目标即推翻满人的统治,以拯救中国于外国的侵略。此外并发布了十条规约,内容大致包括民主政治、平均地权和财富、社会上各族、各阶层、男女平等、以及努力于争取中国失去的利权等。

   武昌起义爆发

    宣统三年(1911)八月初三日,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与当地新军中的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合并,同时建立领导起义的机构。文学社首领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首领之一孙武为参谋长,他们对在武昌发动起义进行了部署。只因被邀为统帅的黄兴迟迟未到,一直引而未发。八月十八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发起义总部检查炸弹,不慎爆炸受伤,被送进医院。俄国巡捕闻爆围住宝善里十四号,搜出文告、旗帜、名册等物移交清地方当局。清地方当局根据名册逮捕共进会首领刘公之弟,得知起义计划,遂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蒋翊武等见事机泄露,议决于当晚十二时起义,但因传递消息人延误,作为起义号角鸣炮的炮队未接到命令,各部遂按兵未动,而是夜设在武昌的起义机关亦遭破坏,蒋翊武等逃往郊县隐匿,革命党三十余人被捕,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第二天拂晓就义。天亮后,湖广总督瑞澂按名册继续捉拿党人,形势紧急。此时,各路革命党人已接到十八日发出的起义令,又闻刘复基等殉难的消息,新军工程八营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立决定于八月十九日夜以枪声为号起义。晚七时,士兵程正瀛打响了第一枪,熊秉坤带工兵营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各路军中革命党闻枪而动,按原定部署,向各自的目标发起攻击。二十日清晨,总督衙门被攻克,瑞澂逃至楚豫号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逃往汉口,武昌遂为起义者占领。二十一日,汉阳、汉口均告光复。

   湖北军政府成立

    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日上午,武昌全城已为起义者所据,革命党人立即在咨议局开会,商议筹建革命政府。但此时策划起义的领导人有的被杀、被捕、刘公、孙武还藏在汉口,蒋翊武遁于新沟,虚位以待的黄兴消息杳然,参加会议的其他革命党人都资望过浅,而且没有意识到掌握政权的重要意义,会议基本上为立宪派人物和下层官兵所左右。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建议:“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省,请一致响应,以助成伟举”。众人同意,但不知以何人名义发电,于是有人提议用黎元洪名义,立宪派首先附合,临时革命军总指挥吴兆麟极力赞同。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生于同治三年(1864)。黎元洪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甲午战后被张之洞邀至湖北,参与训练新军。他曾三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以军务娴熟,素爱军中文化人,有一定威信。但黎元洪心中并无革命意识,武昌起义当晚还亲手枪杀革命党人周荣棠,后化妆藏匿。当起义士兵将黎从藏身之处推到会场,举他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时,他怕革命一旦失败,自己“从逆十恶不赦”,坚辞不受,起义士兵只好将其监视起来。经过商议,与会者仍让黎元洪挂都督名,并以黎的名义对外通电,附合革命的汤化龙任民政总长,由革命党人组成“谋略处”,负起军政府的实际领导责任,湖北军政府遂告成立。当日晚,谋略处议决军政府设在武昌咨议局;废除宣统拈,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以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和通电全国;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接着,军政府宣布废除清廷一切苛捐杂税,颁布《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随着汉阳、汉口的光复,革命风潮的高涨,列强相继承认起义军为交战团体,黎元洪见政治天平倾向革命,逐渐转变态度,于八月二十六日宣誓就任都督之职。他随即颁布《都督府组织暂行条例》,取消谋略处,以都督兼总司令;汤化龙任政事部长,革命党人失去对军政府的控制。

   武汉保卫战开始

    武昌起义后,清王朝统治者惊恐异常。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即谕令将湖广总督瑞澂革职;停止刚开始的新军永平秋操,着军咨府、陆军部速派陆军两镇,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南下;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海军溯江而上;令程允和率长江水师会集武汉;又命河南巡抚宝棻派新军五十二标赴汉口,与张彪残部汇合,共同围剿武汉起义军。二十三日,镇压武昌起义的清军调配完毕,荫昌为第一军军统,军咨府正使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八月二十七日,武汉保卫战拉开序幕,湖北革命军在汉口外围刘家庙与清军展开激烈争夺战,至九月初六日,刘家庙火车站得而复失,革命军损失数百人。初七日,清军经大智门攻入汉口市区,革命军依断墙残垒与清军展开巷战,清军以先焚烧再进攻残忍手段,革命军伤亡数千人。九月十一日,汉口沦入清军之手。十月初一日,清军向汉阳发起攻击。负责指挥保卫战的黄兴,因旧官僚和立宪派的破坏掣肘,调度不灵,屡屡贻误战机,汉阳门户被敌叩破。黄兴集主力于十里铺,亲自坐镇前线,“每见敌炮落在咫尺,总司令不为动”,激励革命军与敌撕杀,但终因众寡悬殊,汉阳又于十月初七日失守。长达一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虽以失败告终,但牵制了清政府大部分精锐部队,使各省相继光复,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黎元洪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宣统三年(1911)八月初三日,在湖北反清革命团体会、共进会商议武昌起义计划时,即决定邀请黄兴等来武汉主持大计。武昌起义后,黄兴、宋教仁等于九月初七日到达汉口,随即赴武昌。黎元洪派骑兵,高擎“黄兴到”大旗,遍游武汉,以安定人心。黄兴到后,文学社领袖蒋翊武及部分革命党人,根据原订由黄兴主持大计方案,主张拥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或南方民军总司令,以黄的革命威望,号召全国,地位和职权均在黎元洪之上。但原先拥立黎元洪的部分军官、旧官僚及立宪派人士认为如此一来,将使其已经把握的领导权丧失,遂极力阻挠。他们力主由黎元洪委任黄兴职务,归黎元洪统率,一再提出“大敌当前,目前首要任务是在驱逐清兵出境,促成各省响应,至于黄兴个人的委任和公推的问题,对此不应该过于争执,以免影响军事前途,亟应团结军心,黄兴由黎元洪委任,就是团结一致的最好机会,不可更张,以生内乱”。共进会领袖孙武等人与之沆瀣一气,排斥黄兴领导。黄兴、宋教仁只得迁就妥协,使旧官僚及立宪派阴谋得逞。九月十三日,根据湖北原立宪派首领汤化龙、胡瑞霖的主张,在武昌阅马厂搭拜将台,效仿秦汉之交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故事,让黎元洪以最高权威身份,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的印信、委任状、令箭。黄兴发表简短演说,“表示坚决抵抗到底,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通过这种登台拜将的形式,进一步抬高了黎元洪的地位,使身为战时总司令的黄兴需依法律服从黎的领导,从此处处受到黎的牵制,号令难行,指挥不灵,使武汉保卫战中各军配合失调,战机屡遭贻误,终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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