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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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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亡灵:不准悼念和禁忌松动

    今天是赵紫阳先生三周年祭日,也是让人想起六四冤魂的日子。

   中共当局一如既往地沉默,一如既往地阻挠民间的自发悼念。我不知道,有多少想前往赵紫阳家中的人被警察拦截,但我本人确实受到警方的阻拦。

   自赵紫阳先生去世以来,2005年1月17日,我被软禁在家中两周,无法参加赵紫阳的追悼会;2007年1月17日和今年1月17日,我都被拦截,无法前往赵家致哀。但在赵紫阳一周年祭日的2006年1月17日,尽管我的家门口也有警察站岗,但我出门并未受到阻拦,使我得以与丁子霖老师、蒋培坤老师一起前往赵家致哀。

   我实在想象不出,中共当局如此害怕紫阳亡灵的理由。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前往赵家悼念,为什么06年可以,而07年、08年就不可以?而事实上,近一年来,中共当局对赵紫阳的封杀有所松动,开明的《炎黄春秋》连续出现赵紫阳的名字。2007年7月号刊发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生的《国务院大院的记忆》,公开赞扬长期被封杀的前总书记赵紫阳,还配发了赵紫阳的一张照片,使赵紫阳的名字和照片六四十八年来第一次出现在大陆媒体上。2007年12月号和2008年1月号又接连刊发田纪云先生的两篇文章《近距离感受邓小平》和《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两文都提到赵紫阳对中国改革的杰出贡献。如果说,前一篇文章在论及中国改革的决策时是以邓小平为主而赵紫阳为辅的话,那么,后一篇文章在记述中国改革的决策时,主要突出的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贡献。该文不但充分肯定赵紫阳在农村改革中的开拓性贡献,而且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记述了赵紫阳在城镇经济体制改革上的卓越贡献。

   据田纪云先生记述,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政四川的赵紫阳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也在国有企业方面也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六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措施,并选择100个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赵紫阳试验的核心就是打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用放权让利来调动企业积极性,激励员工的主动性。赵紫阳带着四川经验上调中央出任国务院总理,为“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关键性贡献,正是赵紫阳提出了涉及经济改革全局的三大措施:1,引进商品经济,运用价值规律来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2,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价格手段调节经济的作用。3,改革国家权力领导经济的职能,实行政企分开,逐步简政放权,减少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除了开明的《炎黄春秋》杂志之外,《中国经济周刊周刊》在2008年1月9日推出《点评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30件大事》,赵紫阳的名字也出现在这篇长文中:“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这就是胡温治下的中国,一方面,禁止任何官方机构悼念赵紫阳,阻挠民间人士李金平在家中开设赵紫阳灵堂,拦截类似我这样的敏感人物前往赵家致哀;另一方面,又允许赵紫阳的名字和政绩出现极少数国内媒体上。与其相应,一方面,不断压制、甚至逮捕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阻止民间的悼念逝者、年末聚会颁奖等活动,出台严控网络视频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另一方面,近一年来中国的纸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开放度显然高于2004年和2005年,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北京的《炎黄春秋》月刊和《中国青年报》,再次扮演了舆论先锋的角色。这些媒体先锋与网络舆论的互动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推动着言论参政的民间维权运动,使非敏感领域的民间维权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如,最牛钉子户、黑砖窑、厦门PX、农民宣布土地所有权、县委书记制造文字狱、天门城管打死人、上海磁悬浮等等)。

   当下大陆社会的复杂性,将使任何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的时局判断失效,一夜变天是幻觉,遥遥无期也是幻觉。这种复杂局面,表现为官方具有硬实力却找不到价值方向,民间拥有道义优势却难以形成实力抗衡,由此形成官方被动应对和民间主动出击所构成的黑暗与光明并存的局面。或者说,令人最为沮丧的是,迄今为止还看不到中共政权有启动政治改革的诚意和切实举措;而令人最为欣慰的是,官权通吃和民间沉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毋宁说,每一次官方镇压和民间抗争之间的博弈——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在越来越显露出民间抗争的自发力量的同时,也越来越来凸现官权压制的内在虚弱及其统治效力的下降。

   再回到赵紫阳问题。谈论赵紫阳,就是谈论六四,谈论政治改革。在此问题上,海内外都有所谓的“稳定派”。表面上,他们的观点并不僵化或保守,起码不像新老左派那样坚持中共正统。他们也承认民主的价值,却把中国民主化推给无限遥远的未来,实际上是对民主的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他们也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但把政治改革的范围圈定为“党内民主”,实质上仍然是“党主一切”。他们认为:六四已过去十八年,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赵紫阳的影响也日渐式微。现在的中国,经济高速、政治稳定和国际地位提高,大国崛起是当下现实,人心思定是民意主流。而为六四和赵紫阳正名、启动政治改革,极可能导致经济倒退和社会失序,甚至引发大动荡。

   但是,六四后的大陆现实证明,赵紫阳模式的中断为中国未来积累了太多的深层危机,即便是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也非但无法缓解这些危机,反而使本来可以遏制的危机发展为全面危机。君不见,持续至今的关于改革的第三次大讨论,已经表示出邓小平模式的实效;近年来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民间维权,在在凸显出无所不在的社会危机。

   首先,独裁官权主导的跛足改革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危机,使开启渐进的政治改革变得刻不容缓。在稳定第一和效率优先的决策下,政治停滞和经济发展的跛足改革,导致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恶劣后果:官场的腐败横行和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官员的职业道德崩溃和执政效率递减;社会的两极分化、公正奇缺、民怨沸腾、诚信荒芜、文化堕落和环境破坏……不要说政权合法性的危机难以缓解,改革在民意中的支持度也在递减。

   其次,民主化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为政治改革提供广泛的民意的国际的支持。六四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和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经济市场化带来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价值分化,个人生存空间拓展,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知识界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草根维权运动和知识界的网络维权的此起彼伏,加上国际主流国家的人权压力……所有者一切全部指向僵硬的政治体制。

   第三,在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和政府还具有基本控制力之时,政改非但不会带来社会动乱,反而是凝聚民心和克服危机的不法二门。而继续无限期地拖延政治改革的结果,很可能由偶发事件引发出玉石俱焚的大动荡。近些年,自发的民间维权,即便屡遭官权的镇压和封锁,仍然此起彼伏、难以压服。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预示着遍地烈火干柴之蓄势待发。

   政治改革的呼声贯穿了将三十年的中国改革,不仅是民间的迫切要求,也是党内开明派的一贯主张。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先生就已经走出“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第一步;六四十八年来,体制内外呼唤政治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大,民间争取自由权利的抗争越来越普及,国际主流社会也从未停止过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支持。现在,国内外各种要求政改的力量全部聚焦2008北京奥运年,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关键在于胡温政权的选择。

   胡温政权能否善待这位前总书记,能否公正评价这位对中国改革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能否把这位杰出政治家那种“为义舍利”的高尚政治人格作为从政的楷模,也就是能否继承赵紫阳留下的政治遗产,不仅直接关系到赵紫阳本身和六四问题的重新评价,更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是继续固守“邓式病态模式”,还是尽快开启“赵式健康模式”?而能否解决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在独裁崛起的道路一意孤行,还是通过政治民主化融入主流文明?

   在此意义上,各类社会危机造成的反面压力也罢,呼唤民主的正面动力也好,全部聚焦于中国改革能够走上政经平衡的健康之路,故而,中国改革的重归紫阳路,实乃刻不容缓。

   2008年1月17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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