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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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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禁令封口到恶法禁言——再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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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呼吁国内“见坏就上”的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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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薛涌与《南方都市报》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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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教授又拿国家安全说事儿了

     
   2008年伊始,中国的热点新闻不断,西丰县县太爷派警察进京抓拿女记者朱文娜,湖北天门城管群欧打死拍照者魏文华,政法大学闹出“扬帆门”(杨帆教授大骂学生、并与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这三大新闻,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也成为传统媒体关注的热点。
   
   如果说,前两则新闻凸现了官权的极端暴力化和野蛮化,那么,“杨帆门”则暴露部分中国知识人在道德上的极端劣质化。吊诡的是,在强大的公共舆论的压力下,三大新闻事件发展到现在,制造恶性事件的地方官权不得不有所收敛(西丰官权向女记者道歉并撤销拘捕令,天门官权也对打死人的相关官员作出了行政和刑事的惩罚),唯独“杨帆门”的主角杨帆教授,非但没有向学生道歉,还振振有词地进行自我辩护说:“教授敢破潜规则,抓住的不仅是女士胳臂,抓住的还是道德滑坡的车轮;他维护的不仅是个人尊严,维护的还是中国师生关系的底线。”
   

   更恶毒的是,杨帆为了打击批评他的同行,居然再次使用其与自由派辩论时的惯用伎俩,把这起有损师德的冲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声称:“这个事件现在已经很混乱了,而且已经上升到学校声誉,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地步”。
   
   其实,在北京学界,杨帆的浅薄和好骂颇有点儿名气,在写文章与别人争论时,在学术会议上,辱骂论敌是他的一贯风格。此次大骂学生,不过是换个场合而已。即便如此,“杨帆门”事件,也不过是师生之间在课堂上的十分钟冲突,根本不值得上纲上线。何况,谈到责任,主要责任也在杨帆。首先,教授不是牧者,学生不是畜生,教室不是牧场,讲台上的教授不该随便训斥下面的学生,更不能破口大骂;其次,教室不是禁闭室,学生也不是“囚徒”,教师无权命令他的研究生把教室门锁上;再次,师生冲突不是不共戴天,不该将女学生扭送到校保卫处,乞求学校的专政力量来处罚学生。最后,在此次事件中,作为教师的杨帆本人就迟到了,但他在痛斥学生逃课时,从来不会反思自己的缺课和迟到。
   
   谈到“杨帆门”的微言大义,至多有损于政法大学的信誉,进而让社会反思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但无论如何与国家安全不沾边。难道杨教授真的认为,学生们的行为有损国家安全,而他在课堂上的大骂是在捍卫“国家安全”?
   
   在我看来,在“杨帆门”事件中,杨帆类似于躺在地上耍泼的小无赖,将其“师霸兼师痞”作派暴露无遗,不要说有辱师道尊严,甚至有辱一般的公民道德。更过分的是,根据相关学生的披露,杨帆教授颇有奸商的厚脸皮,居然把课堂当作垄断性商场,依靠教授手中的职务权力,强行向学生推销自己的“学术成果”(每本书10元,每个光盘20元),并恬不知耻地声称在教室里卖书是为了支持儿子上学。
   
   大学教授如此牟取私利,只能用不择手段来形容,怎么还好意思声称自己在“维护中国师生关系的底线”?作为中国政法界最高学府的政法大学,居然容忍这样的泼皮当教授,而逼迫毫无错误的女学生向杨帆道歉并作检查,如此黑白颠倒的处罚,怎么能够维护中国大学的荣誉!
   
   从杨帆的一贯作为看,他之所以喜欢拿“国家安全”说事,不过是文革思维的遗传在作怪,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把个人小事变成国家大事,把学术问题或道德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也就是把独裁体制的“主流话语”或“政治正确”当作保护伞,让自己获得安全和利益,让对手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闭嘴。在骨子里,杨帆的这套手段,是新左派们的惯用伎俩——用向权力的告状的方式来赢得制高点。
   
   在2006年初的“冰点事件”中,当优秀新闻人李大同和卢跃刚遭到官权整肃时,杨帆、王小东、黄纪苏三位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非但没有同为知识分子的兔死狐悲之感,反而专干落井下石的勾当,他们借助于官方的“政治正确”,把观念之辩和学术之争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指责李大同与资本家相勾结、向强权屈从;指责袁伟时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并称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于不容挑战的“国家信仰”。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时,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
   
   2006年3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召开座谈会,会议纪要传出后,遭到新老左派的大规模围剿。文革式的口诛笔伐不算,还要求北大校方惩罚贺卫方教授,甚至要求中央政治局出面干预,严惩西山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贺卫方。杨帆当然是这次围剿的发动者之一。在他主持的“新改革开放观研讨会上”,杨帆的发言就是政治大棒,他指责“西山会议是极右派的阴谋活动,”“正在把中国带入全面危机”。他毫无根据指控“西山会议”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他特别提到贺卫方骂共产党,是右派的“自我爆炸”, 兴高采烈地高呼:“天意啊!”
   
   在中国“新左派”的大旗上,贴着两块著名的膏药,一块是“毛泽东主义”,另一块是“民族主义”。前者代表着反市场化反私有化反权贵化和优先关注弱势或底层的民粹情怀,后者代表着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和平演变和优先关注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爱国情怀。而这二者,正是当下官方主旋律中最“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既符合胡温的亲民路线和政治上学习古巴北韩的号召,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的鼓噪。
   
   所以,新左派的毛泽东旗帜很绚丽,舞起来,令人眼花缭乱;新左派的社会公正腔调很高昂,唱起来,让人难以企及;新左派的爱国主义口号很响亮,喊出来,还有点震耳欲聋;但,除了绚烂、响亮、高亢的表皮,他们就是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实际关怀,也没有对独裁强权的实际反抗,更没有对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行体制的谴责。恰恰相反,他们的“良知”的最集中表现,就是打着捍卫“民族利益”或“国家安全”的旗帜,不择手段地牟取私利,对知识界的良知落井下石。
   
   2008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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