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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餘年家國——我的右派心路歷程:地府篇(1)

新的一天

   <亂世佳人>末尾﹐思嘉說了一句話﹕‘太陽出來﹐又是新的一天。’10月15日早上﹐太陽出來﹐廣州開始了‘新的一天’ 。據說人民大眾從此當家作主﹐ 步向共產主義天堂﹔是否如此見仁見智。對於我們家﹐則實實在在地從這天起﹐開始邁向另一世界-----當然﹐其間也經歷了一個過程﹐最初甚至還有過闔家團聚的歡笑﹐但很快就笑不出來了。

   那天吃過早餐後﹐雖然因為一晚上基本上沒睡﹐覺得很疲倦﹐可是我還是興致勃勃地跟一個表哥出去逛街。我們從東橫街口沿著永漢路北行﹐只見不少商店門口掛了五星紅旗﹐大小規格各異﹐五星的位置也不一。有的放鞭砲慶祝﹐地上紅紅的都是‘炮仗衣’ 。行人不算多﹐市面秩序良好。走到財廳前﹐那裡有解放軍站在大樓門口守衛。後來轉到越華路﹐從原來的廣州警備司令部門前路過﹐只見大門洞開﹐以往衛兵荷槍實彈肅立於內的崗亭﹐竟空空如也。裡面的一棟建築物上﹐竟還飄著一面青天白日旗。我跟表哥說﹐國民黨的報紙可以藉此宣傳﹐講他們的‘國旗’ 還在廣州市中心區飄著呢。轉過吉祥路再走﹐望見巍峨的市政府樓頂上﹐升起一面大大的五星紅旗﹐那可能是最標準的新國旗。

   當天晚飯後﹐我跟家人順步走到海珠橋。從泰康路轉出江邊﹐遠遠就望見坍塌了的大鐵橋頂。到得跟前﹐只見一幅令人痛心的畫面。往日車水馬龍的盛況消失了﹐原來由三部分組成的大橋面目全非。江心部分的橋樑無影無縱﹐只剩四座橋墩立在那裡。兩邊的橋面均已坍塌﹐連同上面的拱形鋼樑一起﹐一頭沉入江中。週圍的市民都在議論紛紛。據說兩岸大商戶曾向國軍交涉﹐希望保存大橋﹐願意支付巨額款項。但遭拒絕。也有人說﹐主其事者為廣州衛戍司令李及蘭﹐事前兩小時﹐他命令將近百箱黃色炸藥(T。N。T) ﹐重約十噸﹐置於橋墩與橋樑的接合部﹐安好電閘﹐然後索取天文數字的護橋費。商家無力支付﹐李遂下令工兵合閘炸橋﹐毫無預警。當時橋上正有數輛公共汽車及貨車駛過﹐其他車輛﹑行人亦不絕於途﹐一聲轟然巨響﹐如天崩地裂﹐但聞空氣嘶嘶作響﹐大地劇烈地震動了三四次﹐週圍一帶地區全被濃煙掩蓋。待煙散盡﹐幾十棟房子已成斷垣殘壁。百餘艘民船沉毀﹐一些汽車炸成碎片﹐飛至半空﹐人體慘變肉泥﹐血染江水。死傷者數百﹐叫聲淒厲﹐情狀慘不忍睹。兩岸五百米範圍內﹐所有生物無一幸免。稍遠處的商戶民居亦被波及﹐輕則玻璃震碎﹐瓦面裂開﹔重者樑柱受損﹐牆基下陷﹐居民叫苦不迭﹐欲哭無淚。

   我家好在相距略遠﹐房屋結構無損。但耳聞目睹受害者之苦況﹐亦難免心有戚戚然。

迅速左傾

   重建海珠橋自然工程艱巨﹐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其他各項公用事業就未受政權更迭太大影響。自來水﹑電燈﹑電話及公共交通等﹐有的並無中斷服務﹐有的幾乎是即日恢復正常。學校也迅速復課。

   從民國變成了公元﹐完全是兩個世界。可是作為一個未滿十歲﹑剛上小學六年級的學生﹐我當時卻覺得﹐不難適應這翻天覆地的大變化。由於我很快跟上潮流的所謂‘前進’(意為進步) 表現﹐有人甚至稱我為‘解放仔’ ﹐其中絕無嘲笑或貶斥之意﹐而是包含今天那個‘與時俱進’ 的讚賞意味。

   我的‘前進’ ﹐至少有三件事可作證明。

   一是某日上課前﹐我主動走到講壇一側﹐面向全班﹐宣佈一項當天廣播的重大國際新聞﹕英國政府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並‘與我國建立外交關係’。 這引來了一陣熱烈掌聲。站在旁邊的班主任屈月興老師面露笑容﹐一臉稱許的神色。其實﹐倘有人問﹕什麼叫‘承認’ 某國政府﹐我亦昏昏然說不清楚。至於外交關係分幾級﹐就更不知道了。不過﹐我只覺得﹐這對‘我國’ 是好事﹐所以‘第一時間’(那時廣州尚無此說法) 跟同學們‘分享’---末尾這個詞亦未在廣州流行。

   二是某天下課後﹐我毛遂自荐﹐提出為大家講故事。我講的是剛翻譯出版的蘇聯小說﹐書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書中主人公保爾。柯察金出身工人家庭﹐小學四年級開始做童工。他為蘇俄革命出生入死﹐積勞成疾﹐以致雙目失明﹐半身癱瘓。最後拿起筆寫作﹐成為作家﹐繼續把自己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解放而進行的鬥爭’。 小說為自傳體﹐在蘇聯風行一時。三年內戰時期傳入中共管治區﹐此時被當局視為思想教育的最佳教材。我是經由二哥﹑二姐他們得讀此書的。閱後極受震撼﹐完全出於自覺向同學推介。大概這也是‘20歲以前不左傾是沒理想’ 之又一佐證吧。

   有一點是我完全預料不到的﹐那就是此事過了54年﹐居然有同學還記得。2005年1月29日﹐我打電話給一位叫瑛的十小同學﹐剛自報姓名問她是否記得我﹐她立刻作了肯定的回答﹐並說我當年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故事。我聽了簡直欣喜莫名。是我當時投入﹐抑或故事本身所含左傾意識的魅力所致﹖也可能兩者兼而有之吧﹗

   三是我積極參加學生自治會的競選。我們級有位名叫梁振聲的男生﹐比我大好幾歲﹐個子也高大﹐遇事有主見﹐在同學中頗具威信。他家境可能不大好﹐功課一般﹐長於打籃球。他當學生自治會主席可謂眾望所歸﹐但政治時事之類他不及我熟悉。所以﹐我樂於協助他做些宣傳方面的工作。似乎沒有人同我競爭。我順利當選後跟他配合默契﹐校方比較滿意﹐屈老師也高興﹐因為我也為本班爭了光。

十小同學

   同班男生中﹐有位姓凌的﹐住在惠吉西﹐離校頗遠﹐他成績不錯﹐媽媽是小學教師。另一位姓葉﹐家在文明路﹐後面臨小涌﹐跟十小與省中山圖書館之間的小涌相通﹐若乘小舢板從文德路橋底下穿過﹐真是近在咫尺。我有時放學後會到他家玩﹐看小涌上舢板往來﹐很想坐‘順風船’到學校後面走一遭。還有一個名亨﹐住在廠後街一所兩層的大宅院裡。他瘦瘦的﹐一雙不大的眼睛常瞇著﹐抿著嘴﹐像是總帶著嘲弄的笑意﹐功課挺不錯﹐跟我很合得來。我們曾登臺表演﹐兩人合唱一首<祖國進行曲>﹕‘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它有無數高山和森林﹐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這首歌曾被作為蘇聯國歌﹐可見我們當時的思想傾向。我常到他家裡﹐但從未見過他父母﹐只見過他姐姐。

   女生中有位叫玲﹐她家離學校相當近﹐走內街穿出去﹐過馬路就到﹐不用五分鐘。我去過一次。她長著一張端莊的瓜子臉﹐性情溫柔﹐常含笑﹐成績中上。不知何故﹐有一陣班裡傳言我跟她相好﹐拿我們取笑﹐事屬烏有﹐我坦然以對﹐傳言不攻自破。另一位名如﹐家裡開了一家小雜貨店﹐位於文德路近文明路口處。她中等身材﹐樣子清秀﹐舉止斯文﹐成績普通。二人年齡均與我相若﹐都坐在前排。再一位名儀﹐人很活躍﹐喜歡唱歌跳舞﹐跟如挺要好。還有一位名倩﹐比我大一兩歲。她坐在最後一排﹐長得相當俊俏﹐為人文靜寡言﹐跟鄰座姓黃的女生似屬摯友。這幾位女生對我都很友善﹐我當時年紀小﹐對異性尚未有任何幻想。

   從十小畢業後﹐我跟他們多保持聯繫。凌考入廣雅中學﹐我們略感意外﹐因廣雅極難考。亨考上市二中﹐盧似入四中。其他分別升入不同學校。只有梁例外﹐他被吸收入政府﹐在東山區體育運動委員會工作﹐主要負責推動中小學體育發展。以他的情況﹐我想是能勝任愉快的。我們曾幾次組織老同學聚會﹐頭一次他騎了輛自行車﹐匆匆忙忙地來到我們約定的地方﹐抱歉地說了句﹕‘我要開會﹐不能參加了﹗’話畢離去。我們頗感遺憾﹐因為想聽聽他介紹工作的情況﹐屈老師也想見他。以後幾次﹐他再沒露面。不知何故﹐我覺得他似乎因為沒上中學﹐而產生某種自卑﹐好像想跟我們保持距離。倘屬實﹐的確毫無道理。我們都把他當作大哥哥似的﹐並且以他早早成為政府工作人員為榮﹐那裡有一絲一毫看不起他的念頭呢﹖

   又過了六年﹐我高中畢業考上北方的大學。那時我早已沒住在十小附近﹐但離穗之前﹐曾走訪過其中幾位。亨考進華中工學院無線電系﹐葉父告我其子入‘北京鋼廠’(應為北京鋼鐵學院﹐現名北京科技大學) 。玲和如先後入中山醫學院。至57年暑假我返穗﹐約好大家在屈老師家敘舊﹐來了七八位﹐包括多年沒見的倩。她一再問我為何這麼瘦﹐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從來就沒胖過。但重看舊照片﹐小學畢業時我臉上確略為豐滿一點。她腦海中大概還留著幾年前的印象﹖

‘工作同志’

   易幟後廣州一般市民﹐尤其是郊區農民﹐都把在新政府裡任職者稱為‘工作同志’ ﹐對穿軍裝者﹐則稱‘大軍同志’。 稱呼時﹐滿含尊敬意味﹐因為這些‘同志’ 代表新政權﹐而新政權威信極高。

   我之所以‘前進’﹐或被認為‘前進’﹐ 與我哥哥﹑姐姐有關。其中﹐二哥和三哥都是穿著軍裝﹐於10月間進入廣州的﹐二姐則是其後不久成為海珠區政府工作人員的。

   二哥和三哥所在的粵贛湘邊縱隊本屬游擊隊﹐配合中共第四野戰軍進軍廣州。入城後﹐二哥轉至公安部隊﹐駐地最初在太平南路警察局內﹐他仍任連政治指導員。三哥則被分配到廣州市人民政府勞動局任科員。這樣﹐我家有一個‘大軍同志’ ﹐兩個‘工作同志’ 。並且由於二哥的關係﹐1950年初我家取得‘革命軍人家屬光榮證’ ﹐隨後大門口上方掛上了‘光榮軍屬’ 的匾額﹐那是父母親最風光的時期。

   這張軍屬證後來曾由我保管﹐簽發者署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區司令員林彪﹐第一政委羅榮桓﹐第二政委鄧子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譚政﹐副主任陶鑄。

   當時解放軍總數不下五百萬﹐故軍屬並不稀罕。但對父母親來說﹐這種榮銜不無意義﹐主要是表明新政權對我家的某種褒揚或肯定。父親之所以一直沒有逃離廣州的念頭﹐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也受此影響﹐令他產生某種幻想。

二李顯赫

   當然﹐二哥充其量只是個小小的連級軍官(中共稱‘幹部’) ﹐父親不會不知道﹐自己一旦有事﹐這起不了什麼作用。但自己的老上司兼摯友李章達就不同了。李屬新政權的大紅人﹐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政協副主席﹐廣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省﹑市無人不知。

   李自30年代起即反蔣﹐1933年蔡廷鍇﹑蔣光鼐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李任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員兼政治保安局長﹐與紅軍聯手對付國軍。抗戰直至內戰時期﹐一直與周恩來等關係密切﹐並秉承周意見﹐48年在港發起成立民主同盟﹐成為中共主要盟友﹐積極倒蔣。49年春﹐應邀自港乘輪北上﹐到達剛易幟的北平。隨即晉見毛﹑朱﹑周等中共首腦﹐之後獲安排高職﹐知遇之隆﹐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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