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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的人-胡耀邦——‘大风浪’中三君子之二

    半世纪前毛亲手策划的那场‘阳谋’/阴谋,无论对于其打击对象,或依靠对象,几乎都是谜团重重。据现在已知的资料,中共党内高干中,似乎只有邓拓早有预感,并且不以为然。平素性格开朗,行事光明磊落的胡耀邦,并没有对整风一下转为反右感到困惑。相反,在6月8日《这是为什么?》发表后,他‘也认为,这确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他特地去思想活跃的《中国青年报》社,按《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精神,跟编辑记者们打招呼。’(《胡耀邦传》第一卷,293页)
   
    然而,他打招呼的目的,着重在提醒他所领导的共青团系统的新闻战士,恪遵‘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不逾矩’,以免在政治上栽跟斗。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一向爱护团员和青年,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而对‘反右’‘这一类政治运动不甚积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639页)
   
    当年7月,胡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活动,历时两个多月。其时正值国内反右斗争高潮,团中央机关的运动由团中央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主持。9月中旬,胡自苏返抵新疆,一到乌鲁木齐,他立即打电话询问情况。‘当得知团中央系统已经划了一批右派,单是《中国青年报》就划了17个,已占编辑部人数的17%,还有几个待划时,他吃了一惊,不由得说,“损失惨重啊!”指示立即刹车,等他回去再说。’。(《胡耀邦传》,293页)

   
    就胡而言,他当时虽肯定反右必要性,却没想到过‘会给少不更事的青年带上这样沉重的政治帽子,更没有想到呼啦一下子划这么多的青年“右派”。但他回天无力,他只能在可能范围内尽量保护一些人。’(同上书,293页)
   
    例如,‘几乎要划右派的团中央宣传部长项南`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张黎群,被他保了下来。’(《反右派斗争始末》,639页)
   
    上述张黎群,曾在新闻界一次鸣放会上说,现在报纸缺少自己的声音,成了‘传声筒`留声机`布告牌’。毛获悉后让邓小平查问此事。邓找胡询问张的情况。胡说,他讲的那些话,是糊涂俏皮话。他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是有感情的。毛的秘书田家英也帮忙转圜,使张免于戴上帽子。(《胡耀邦传》,293页)
   
    ‘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模,他竭力保了一年,到1958年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上,还是被划了右派分子。’对此,胡实在无奈。陈模后来写了一篇《耀邦同志二三事》,其中谈到:
   
    我当时兼着报社反右五人小组的组长。工作组(按:团中央机关党委派来的工作组)认定某同志是‘右派’,而且要将他的情况见报,开除他的党籍。我在延安尝过‘抢救运动’的苦头,见过康生这个大坏蛋,怎样整了许多清白的党员`干部,把别人的政治生命当儿戏,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我主张对某同志的问题,暂缓见报,请示上级党委后再说,他的党籍问题,应留到运动后期去处理。这一下子,我成了反右斗争的阻力!原来工作组是有来头的。第二天工作组就宣布,撤销我的领导小组组长职务。新的领导小组在工作组的督战下,自然很得力了,抓某某人一个右派哪够哩,为他的作品写过评论的人是右派;搞过某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的报道的人是右派;揭露搞特殊化的‘秘密商店’的记者是右派;在《辣椒》副刊上,写过一篇反官僚主义小品文的编辑是右派;给人事科贴过一张《用人唯贤》大字报的干部是右派;说过一句‘报社哪有这许多右派分子’的人,也成了右派。不一而足,早已超过规定的打‘右派’指标了。(《反右派斗争始末》,639-640页)
   
    显然,‘胳膊拗不过大腿’。胡耀邦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但他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救人于水火。《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钟沛璋,便是又一例。钟为老党员,‘地下工作时期曾做出过卓越贡献’。胡激赏其文章,称之‘有思想`有气势’。但钟曾‘提出青年团应有更大的独立活动空间,被人揪住,要划右派。’胡耀邦说,钟‘是在内部会议上(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的发言,各种意见都应该允许,’将其保了下来。可是,后来批‘项梁’,钟还是被波及。胡‘实在顶不住了,对钟沛璋终于被划为“右派分子”惋惜不已。’(《胡耀邦传》,293-294页)
   
    团中央系统共划右派五十多名,加上‘中右’,将近百人。58年2月,这些人都要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一批去北大荒,一批去陕北。出发前,胡跟大家座谈,为其送行。面对这些神情沮丧黯然不语的下属,胡耀邦说:‘那我先说几句’然后张口‘叫了一声:“同志们”。
   
    这久违的称呼,使这些处境艰难的人感动得眼含热泪。胡接着说:你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是有才华的,才华横溢,为党为人民做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可这次你们的错误犯得太大了,你们太骄傲了。他接着说:今天你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时对你们只知使用,帮助不够。你们当中大多数人现在悔恨`难过,我也不好受,很不好受。可是你们要明白,党中央`毛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敌我矛盾,但是可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团中央组织上对你们不能不做出适当处理。他说,你们中间绝大部分同志要下去劳动锻炼,希望你们能自觉地找苦头吃,自觉地好好劳动,通过劳动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以恢复党籍,可以入党嘛!你们不要背包袱。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犹如今日生。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相信你们能改造好,我坚信咱们还有共事机会!他最后说:你们改造好了回来时,我给你们开欢迎会。咱们就这样说定了。’(同上书,294-295页)
   
    他绝非心血来潮说这番话。而是发自内心地同情与爱护遭殃的部下,他的真诚与善良,在对待李庚的事情上,表现得更为充分。
   
    李‘是位学识渊博`性情耿直的知识分子’,原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反右后期,他上书表示了对出版事业照抄苏联体制和将一些文化人划为“右派”的不同看法,结果他自己也被划成“右派”,又因为不肯认错,而被层层加码,成为“死不改悔”的极右,因此抑郁不堪。’当他62年从外地劳动改造回京后,胡立即邀他谈心。听其申诉后,‘胡表示:“是处理过重了。有意见允许提出来,组织上可以研究,该纠正的就纠正。。。。你出了苦头,但不要耿耿于怀。”他对李郑重表示了道歉。李说:“当时你出国不在家,你没有责任,不必由你给我道歉。”胡耀邦说:“我是第一书记,团中央的事,我都有责任。错了就应该认错,我还是要向你道歉,请你原谅。”
   
    其后,他设法为李平反不果,只好致电给李说,‘你的事情现在怕一时不好解决,你不要现在就提出申诉,安心生活和工作,以后总会解决的。'(同上书,294页)
   
    胡耀邦对于团中央划了那么多‘右派’,一直感到有问题。其后多次检讨说,他对这些青年干部帮助不够,关心不够。其中许多人后来较早获得摘帽,并安排工作。有的依旧受重用。(同上书,295页)
   
    毫无疑问,胡耀邦在中共最高层中是个异数。1978年全国绝大多数‘右派’获得‘改正’,离不开他的努力。他真正‘以人为本’,极富人情味。虽然他并非昂藏七尺的魁梧汉子,但他的形象使人想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句古语。他绝对无愧于一个‘大写’的人!
   
    (0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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