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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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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台散记

    圣诞节前,有机会随同两位57难友一起,赴台出席研讨会,17日午后抵达,21日中午返港。逗留四天四夜,颇有所感。
   
    台湾学界关心反右
   
    今年为大陆反右50周年。6月间美东`美西先后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前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后者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其后澳洲也有纪念活动。9月和12月香港相继举行会议,分别与维权及生态保护相结合,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参与后者。但无大学介入。

   
    此次台湾之研讨会,本由某大学发起,地点定于台中,曾建元博士担任联络,广邀海峡两岸三地当年运动受害者`学者,以及美国学者参加。原通知谓‘落地款待’,即与会者抵台北机场后,食宿交通等一切费用由会议主办者解决。会期两天,另两天旅游。如此安排,虽机票自付,我辈老右依然不无欣慰。但会议前夕突然有变。因赞助款项未能落实,改于台北举行,且只能接待两天。这对于从未踏足台湾的我,仍可接受。盖当今世界,中共坐大,举世商人富豪,鲜有敢于逆其意者。筹款落空,不足为奇。而‘钱非万能,无钱却万万不能’也。会议并无胎死腹中,已属万幸。
   
    首日研讨会,名曰《中国未来民主化是否可能?》论坛,主题是‘由转型正义观点看中国共产党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主持人为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酉潭所长。著名民运人士,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徐文立身兼贵宾及与谈人的身份。其讲题为《从反右看毛泽东的治军`治党`治国`治人之术》。《北京之春》杂志社经理薛伟发言题为《我的右派妈妈》。上海作家协会作家叶永烈谈《'反右派运动'就是反民主》。香港作家凌文秀谈《工商大户`文化大户`右派大户》。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秘书长汪岷谈《57年反右运动是中共永远的耻辱》。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师王尧发言题为《回忆反右,追念右派朋友》。天津大学毕业的甘肃省建委右派陈诗谈《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党员右派陈愉林和我也发了言。每人讲五分钟。除讲者外,听众是该所的几名硕士研究生,还有几位新唐人电视的记者。
   
    我的讲题是《右派无罪,罪在毛泽东》,这是在洛杉矶会议上讲过的。因时间关系,我将讲稿复印散发,只简略地把要点说了几句,然后说:‘6月间洛杉矶会议正式代表约50人,香港12月的会议与会者40人。今天出席的近20人。人虽不多,但在历史上会留下痕迹。这就够了。回到本论坛的主题,大陆民主化当然有可能。因为,正如毛在中共七大闭幕时所说:“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台湾的民主道路给大陆有益的启发。感谢台湾学界对57另册中人的关心。’
   
    如同洛杉矶与香港会议一样,午餐吃的是盒饭。李所长个人赠给我们每人一个橙,并拿出其珍藏茶叶为我们泡茶。物轻情义重,深为可感。
   
    次日,热心的曾建元博士安排我们到台湾大学,与该校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李炳南教授师生举行座谈。李教授特地邀请了一位陈先生和我们交流。陈为台大经济系学生,50年因参加读书会,被判十二年徒刑。曾两度关押在绿岛。他向我们介绍了服刑的情况,还有当局所谓感化的措施。李教授问及台湾的感化与大陆劳动教养之异同。我根据自己所知作了回答,重点说明:劳教是1957年反右开始后,依毛指示为右派‘度身订造’的;它属于行政处分,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由本单位党组织说了算;它最初没有期限,所以不少犯人宁愿判刑劳改也不愿劳教。我还举了高尔泰记述的甘肃夹边沟的例子。其无法无天饿殍遍野的惨状,对李教授他们来说似乎匪夷所思。
   
    当天下午,我们应邀出席李教授带的研究生就大陆刑法举行的一场报告会。学生们大概头一次见到‘右派’;而我们则见识了台湾青年治学的情况。据李教授说,台大的研究生培养成本甚高,因为导师与其他辅导及为其服务的人员较多。这种重视学术的风气,在发达的商业社会无疑极为可贵。何况那是在人文科学领域,较之于大陆一味注重自然科学(理工科)的偏向,就更值得称道。
   
    文明社会一瞥
   
    曾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著名女作家龙应台,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请用文明说服我》,似乎是致胡锦涛的公开信。内容已记不清了。但那题目给我的印象是,龙女士是讲文明的。据我短短几天的观察,台北社会也是讲文明的。
   
    文明表现于精神上,首在礼貌。我们下飞机后,在机场询问接待机构位置所在,问了几个人都答称不晓得,但态度很友善。我打听新闻局的电话,服务台的小姐很快帮我查到了,然后写在纸上递给我。我向她索取台北市地图,她找了一会,没找到中文的,便抱歉地问我,可否用英文或日文的代替。这都是小事,但见微知著。
   
    此后,在我们入住的国军英雄馆,或我到访的新闻局,中央广播电台,接待人员无不彬彬有礼。路上的行人,出租车司机,全都语言温和,乐于助人,更不要说选举服务处的工作人员了。
   
    有人讲,近年台湾由于统独之争,蓝绿对决,乱象纷呈。也许我们逗留时间短,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大马路上所见,交通秩序井然。虽然摩托甚多,未闻事故丛生。斑马线边等候转灯,小食铺前排队购物,俨然已成习惯。不见争先恐后,亦无大声喧哗。此外,乞讨要饭的,衣衫褴楼的,均无出现于通衢大道,或娱乐场所外。
   
    卫生环境的整洁与否,尤其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尺。在这方面,台北可与我所到过的欧美大城市相媲美。无论大街小巷,或是公共场所,似乎没有乱丢果皮纸屑的,也没有随地吐痰的。墙上涂鸦(那是纽约一大景观)同样没见。以大多数建筑物的外形而论,台北比香港显得陈旧低矮,然而,室内外的干净较香港似稍胜一筹。尽管香港的罚则很严。
   
    倘与大陆相比,以上所谈的三个方面台北无疑高出许多。人所共知,文革之后‘脏`乱`差’成了积重难返的大问题。什么五讲四美,什么四荣八耻,名堂层出不穷,全都徒托空言。反之,台湾到底保存了中华文化的不少精华,民众的素质比较好。
   
    讲到此,不能不提到作为中华文化载体之一的汉字。且不说简化字的种种弊端,光看高级官员的题字或签名,就可见两岸高下之一斑。台湾政要写的字,虽未必每位都颇具功力,至少受过严格的训练。而中共高层则罕有书法像样的。不少高官的字,真跟狗爬的差不多。康有为说,字是人的衣冠,确实不可小觑。
   
    国军堪为干城
   
    由于中共的文宣攻势,国军形象遭到极大破坏。诸如‘遭殃军’,‘蒋匪军’,这类贬义词已在大陆深入人心。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进行了军事交流,韩战之后‘美国鬼子’的丑恶模样渐趋淡化。但国军仍未能获得应有的历史评价。
   
    此次下榻于国军英雄馆,以近水楼台之便,得以参观国军历史文物馆,不禁大开眼界。
   
    首先是北伐的功勋。以黄埔军校为骨干的十万国军,竟能打败北洋系统及奉系军阀百万大军。国民党领导有方,将士用命,不容抹杀。
   
    接着是抗战的胜利,完全是由于蒋委员长统率的国军,充当了全国四万万军民的中流砥柱,206位壮烈牺牲的将领,光昭日月。300万英勇献身的各级官兵,浩气长存。令人遗憾的是,成王败寇,中共篡改历史,贪天之功为己功,使十几亿大陆民众至今仍然不明真相,这种局面是亟需改变的。
   
    台湾的民主化,离不开一支现代化的坚强的国军。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往往不按常理出牌。其统战手腕,尤其不可掉以轻心。无论蓝绿,都不应丧失警惕。所谓‘汉贼不两立’,乃残酷的现实。但以台海目前形势论,维持现状是最佳选择。诉诸武力,对任何一方都属下策。
   
    英雄馆壁上,有海军一级上将`前总长宋长志撰文。宋将军虽是武人,文章却写得不错。国军中文武双全者,当不在少数。已故抗日英雄`清华大学毕业的孙立人将军即其中之一。还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张灵甫将军,也是抗日名将,不幸牺牲于戡乱之中。但连中共也对之表示某种敬意。据说其绝笔信已刻在孟良崮成仁处石碑上(见香港《明报月刊》07年12月号罗孚文章)。有此忠勇兼备的楷模,国军足以骄傲。而台湾建设的成就,民主人权的增进,自可令国军素质不断提升,从而确保中华民族这一民主基地的安全,不负二千三百万民众的厚望。这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乐于见到的。
   
    (0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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