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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岁脑萎缩的才女--哀大姐兼忆姐夫

   古语云:‘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但于我大姐而言是:‘哀莫大于脑“死”,而身死次之。’她于75年左右,因文革受刺激导致脑神经日趋萎缩,终至丧失思维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缠绵病榻十六七年,九十年代初逝世。
   
40多岁脑萎缩的才女--哀大姐兼忆姐夫

    大姐出生于1929年,当时父亲从第二任东莞县长退下不久,境况尚佳,故为她取名小达,而没有依从同辈‘桂’字的排行。或者,这里面也包括了他对女儿的期望。可惜,大姐后来在事业上根本谈不到什么‘小达’,只是在学业上庶几近之。
   
    她高中毕业于广州著名女校执信---该校为纪念国民党革命先烈朱执信先生而设,随即进入岭南大学,50年北上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52年大陆院系调整,燕大关闭,她转至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干部学校(现名中央财经大学),修完余剩的学分。毕业时与姐夫双双分到鞍山钢铁公司,从事一般的财务工作。以她和姐夫(清华大学毕业生)一贯的优异成绩,多少有点学非所用的味道。

   
    1958年大跃进期间,毛的家乡办起了湘潭钢铁公司,大姐夫妇一起南调,这倒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她在鞍山几年,一直不习惯吃高粱,肠胃病严重。又能吃到大米总是好的。可工作上依然没有施展所长的机会。尤其是姐夫谭杰华,在清华得名师栽培,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地,实属憾事而又无可奈何。
   
    所幸者,也许处身于工厂企业,夫妇俩又为人随和,彬彬有礼,自53至66年,历次政治运动都未受直接冲击。但又或者正因为此,史无前例的浩劫降临后,大姐的承受力反而抵御不了,惊恐抑郁多年,最后精神猝然崩溃。
   
    她比我大十年,从未对我发过脾气(事实是她对任何人也没发过脾气),俏丽的容颜永远笑容可掬,轻柔的话语总是暖人心脾。不过也有例外,那是她给我讲《基度山恩仇记》的时候:
    ‘“我是爱德蒙。邓蒂斯!”邓格拉司听到这句话,望着眼前换穿了水手装的基度山,不由得像只癞蛤蟆似的一下瘫倒了。’
   
    大姐双目圆睁,正气凛然,声量虽然不大,可是蕴含着一种威慑力。如果我是邓格拉司,可能也不敢正视她那仿佛冒火的眼睛。
   
    她是读了家里英文版的《基度山恩仇记》之后,跟我说这个故事的。我那时才九岁,正上小学五年级,光听不解渴,便到附近一家书店租这本书看。书分四大册,译者是蒋学模,后来我念上海交大时,蒋是复旦大学经济系讲师,跟大姐倒算是同行。但大姐喜欢直接看英文版。岭南或燕京的教授也都讲英文。
   
    小时候受的是中式的传统教育,大学则属西式,她满脑子亚当。斯密或凯恩斯经济学说,同毛治下的社会无疑是脱节的。尽管韶山近在咫尺,我想她的世界观从未被‘改造’过来。加上姐夫的资本家出身,夫妇俩只能作为边缘人,文革期间精神必然惶恐孤寂不堪。我所亲见的情况也是如此。
   
    时在69年8月,即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四个月。我获恩准南返探亲,朝拜韶山之余,顺道到湘钢探望她。十年不见,才正好40岁的大姐憔悴苍老,身穿一件蓝色的粗布工作服,像个清洁女工似的。而且言词粗俗,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跟当年向我演绎基度山那个才女潇洒的风采,简直判若两人。姐夫下放五七干校,她独自带着两个女儿,显然十分劳累,心力交瘁,埋下了后来的病根。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姐夫。他家是广州老字号饼家,叫‘敬义信’。在兄弟中他排行第四,也是唯一的大学生。温文尔雅,出口成章,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以他的气质和学养,最适合当经济学教授。可惜,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这样的社会环境。其时他已年届花甲,听力严重退化,何况我大姐需由他日夜照顾,无论调到广州乃至长沙的大学任教,都难以实现。虽有真才实学,也被任命为中南地区高级经济师评审委员,但毕竟廉颇老矣,壮志难酬。
   
    因我对脑神经萎缩一病所知甚少,写此文前特地向一位老同学请教,他以医学专家的身份评论说,这种病其实也蕴含着某种自我保护,患者对外界因素已无反应。由此我仿佛得到一点安慰---大姐生命中最后的十多年是没有痛苦的。
   
    然而,对于姐夫和两个外甥女,以及我们兄弟姐妹等等亲属,那又是何等难熬的痛苦岁月啊!老实说,得知大姐离去时,我是松了一口气的。
   
    如今,大姐和姐夫早在天国团聚了。‘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你们还记得那年在湘江游泳的小弟弟‘阿仔’吗?
   
    (07-12-12)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这是子冈写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中的两段。1945年8月29日刊出于当地大公报后曾轰动山城,几十年后仍被公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特写。其中所提九年前经过四川境暗指‘长征’。
   
    子冈,原名彭雪珍,1914年生于北京,祖籍苏州。1934年1月在《中学生》发表小说《狱囚》,首次使用笔名“子冈”。此前因征文比赛与徐盈通信,37年喜结良缘。她曾采写鲁迅葬礼,以及‘七君子’案中的唯一女性史良,38年1月参加大公报汉口版工作,同年8月夫妇双双加入中共。她以文笔尖锐泼辣著称,其作品揭露日寇罪行,讴歌抗战英雄,广受读者欢迎。尤其在重庆时期她宣扬团结抗战,关心人民生活,于记者招待会上词锋犀利,痛斥发国难财的国民党权贵,大快人心。将近半个世纪后,她的同事朱启平在《哀子冈》一文中写道:‘抗战八年,子冈的工作,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是中国新闻界杰出的代表。’绝非溢美之词。
   
    抗战胜利后,徐盈担任大公报北平办事处主任,她随夫北上。此期间,她改以采写社会新闻为主,然后发掘其政治意义。那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深深打动了读者。对此,报社领导特地写信予以奖励和勖勉。
   
    随着京津易帜,她参加了大公报改组的工作。但她不想当官,只想当记者。曾先后出访苏`匈及印度`芬兰等国,写了大量通讯特写。对于身边所见的发生了显著变化的人和事,例如梨园戏子`妓女`警察等,她都进行了采访,不料却遭指责为‘缺少政治观念’。后又因报道北京托儿所严重不足而受批评。
   
    1951年她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55年出任新创办的《旅行家》月刊主编。刊物富于生活气息,敢于揭露阴暗面,大受好评。
   
    整风鸣放中,她基于自己成长的道路与经验,针对当时新闻界的弊端,大胆建言,强调记者应独立思考,有起码的独立作战能力;同时为文汇报写了题为《尊重新闻记者》的社论,抨击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粗暴对待记者的行径,结果被打成右派。而上述对毛的历史性报道,也被说成是‘恶毒污蔑’。更匪夷所思的是,她请朱启平翻译稿件,朱回函给她约时叙谈,信中戏称见面为‘会师’,竟被解读为搞阴谋,连私人信件中开玩笑也成了罪状!57年8月1日,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刊登报导《彭子冈堕入右派泥潭》。个性耿直刚毅的她当然不服,8月1日人民日报第三次点名批判她,她丈夫`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的徐盈也遭点名,双双罹祸。
   
    1958年子冈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职下放河北安国县农村劳动改造。徐盈则遣送湖北麻城劳动,患难夫妻天各一方。过了一年,膝盖旧疾复发的子冈获准返京,带病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继续劳动。徐盈则因邓颖超关照调回北京民族出版社任编辑。但61年徐又下放山西,且实行连锅端--全家一个不留。子冈不甘屈服,径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申伯莼,终获安排到该处的文化组任组员。她重庆时期的同行名记者浦熙修是副组长。同事中不乏获特赦的国民党战犯,每天翻旧报纸整理资料。她从新闻记者变为‘旧闻记者’。
   
    然而,文革开始后,她和徐盈又陷于风雨飘摇之中。69年子冈随全国政协机关下放湖北沙洋干校劳动。这对于其病体无异百上加斤。好不容易熬到10年后的拨乱反正,才总算沉冤得雪,‘官复原职’。她抖擞精神,重操笔杆,佳作接二连三,依然妙笔生花。不料80年冬,却因脑血栓猝发入院,抢救后仍落下了半身瘫痪,在轮椅中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八年。
   
    1988年1月9日,在其记者生涯中,曾演绎‘巾帼不让须眉’传奇的子冈溘然长逝。知交朱启平在美闻讯,当即撰文哀悼。文中缅怀子冈当年在重庆‘才华敏捷,傲笑公卿的风姿’,慨叹:‘生老病死,人人难免。但一生中最可以好好工作的二十年,平白无辜地被打入地狱,而重见天日,为时不久,即久病不起---对子冈这样一位英才,命运太残酷了,令人心碎!’
   
    谁之罪,岂非她笔下那位‘乡野书生’出身的无道之君乎?
   
   (07-11-20)

此文于2007年12月1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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