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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皇台上泪成行——一位中央大学高材生的际遇

   时当21世纪,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大概都以清华、北大为高校翘楚。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1949年以前,有过一所设于当时首都南京的名校,叫中央大学。校长曾经由蒋介石兼任,不难想见最高当局期望之殷。其地位即使未必高于北大、清华,至少是鼎足而三。我大哥就是它的学生。由于战乱关系,他从重庆念到‘还都南京’,在校五年之久,1947年从电机系毕业。
   
   旧中国工业落后,尤其抗战胜利后百废待举,他兴冲冲地到了台湾发电厂,殚精竭力,贡献所学。不料才过了几个月,就卷入一宗共党案,身陷囹圄。
   
   事缘他有一位同姓的同乡,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局搜捕不获,但从其广州住处搜到一封信,是我大哥写的。联系往日在校‘左倾’表现---曾参加46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台湾特务机关便将他当作‘共党嫌疑分子’关押起来。后经父亲通过‘党国高层’说项,并缴纳巨额款项,终得交保释放,但需定期作思想汇报。

   
   鉴于香港当时不在国府直接管治下,大哥遂潜赴该处,在坚尼地城海旁半山腰居住。那里依山建了五排房子,自高至低分别命名为:学士台,桃李台,青莲台,羲皇台,太白台。每排十间,均为三层,天台全部连通。大哥在羲皇台某门牌三楼租了一间斗室,约50平方英尺。对面是厕所,往里为厨房。条件简陋,市井氛围十足,与学士,太白等充满书卷气的名称大相径庭。尽管如此,他并未放弃进取,依旧手不释卷地研习专业知识,以待时机。
   
   翌年8月,时局大定,父亲专程自穗到港。恰值当时已参加中共游击队的三哥也在。父亲劝他二人赴美留学深造。兄弟俩商量后,一致表示要为‘新中国’效力。当年年底,他结束投闲置散的岛居生活,满怀壮志豪情,北上参加建设。
   
   谁知人才奇缺的新朝,‘政治标准第一’。他分配到沈阳某大厂,担任电机技术工作半年多,韩战爆发。书生气十足的他,在一次与同事闲谈中,随口讲了句:美国人并没打我们,志愿军无需出动。结果受到批判。之后调离工厂,改去技工学校教数学。入学者为小学毕业程度。尽管学非所用,工作并不对口,但他敬业乐业,深受学生欢迎。我那时的中学班主任是他在中央大学的同学。他在信中介绍自己的工作,不无自豪地说:我的学生将为‘国家电气化’作出贡献。(当时列宁的一句话家喻户晓,道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然而,中共的‘苏维埃政权’并不信任大哥,很快就再度调动他的工作。他从教室转到图书馆的里间,埋头于外文图书资料中,负责编书刊目录。这样一来,跟学生基本上没什么接触了。好在和他的专业还算多少有点联系,不至于完全用非所长。
   
   1958年干部开始轮流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锻炼。校方倒还不错,让他在黑龙江和家乡两处挑选。他选择回原籍东莞农村当农民。这一干就是两年,种田,烧砖,搞化肥,几乎全是重体力劳动。但他不以为苦,反而自得其乐。某次县里办培训班,为期三天,学习一项生产化肥的新技术。他只学了半天就会了。主持者马上请他当教员,向千余名学员传授。他能讲能写,能挑能抬,加上爱好音乐,吹拉弹唱,无所不通。农民都称赞他文武双全,喜欢他平易近人。没有人把他当做‘被镇压的阶级敌人的儿子’。工作之余,许多青年聚集在他周围,他和贫下中农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其中一位相当健美的姑娘,对他表示倾慕(可惜这段情后来无疾而终)。
   
   ‘良园虽好’,他到底一直怀着发挥所长的愿望。1960年春,校方终于遵照政策规定,把他调了回去。可是由于大`小‘气候’,他始终未能归口从事电机专业技术工作。文革一开始,更受到猛烈冲击。关‘牛棚’一年半左右,即被当局以‘特嫌’问题拘留,三个月后遭逮捕。又过了一年半,‘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下,(于)1969年11月29日病逝。’(引自《平反决定》)
   
   终其一生,他基本上没有施展源自中央大学的专业本领。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萨本栋的门生,教了几年初等数学,好像也丝毫用不上萨教授传授的微积分。他在技工学校任教时学会的手风琴,倒是深受学生与同事欣赏。
   
   大哥是1961年结婚的。大嫂在青岛当医生。福建人,毕业于教会大学。他们俩是匹配的,感情很好。但婚后多年都没能调在一起。这种夫妻分居两地的情况,在当时比比皆是,成了社会问题。大哥似乎没太大的埋怨。我母亲却很在意。可她老人家又能怎样呢?
   
   其实,母亲更在意的,应是‘白头人送黑头人’。但69年大哥瘐毙时,她孤身一人,在远隔万里的东莞农村被监督劳动,与大哥早就音信断绝。否则,真不知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她老人家,如何承受得了最钟爱的长子的噩耗?
   
   从大哥北上算起,78年过去了。昨天我偶然路过羲皇台附近。他当年的旧居一带,早已改建成高达数十层的楼群。如果天晴的话,相信能够眺望到旺角朗豪坊的半球圆顶。我心往神驰,浮想联翩。一艘破浪北上的海轮,一位雄姿英发的青年,萦回在我的脑际。如果那艘海轮,东出太平洋远航花旗国的话,船上的大哥今天不是十有八九会依然健在吗?可是,现实却是他生不逢时,才不得展,赍志而殁,长眠北国。
   
   想着想着,我的视线模糊了,泪水夺眶而出。一首五十年代在大陆流行一时的歌曲,仿佛响彻我的心头。那是我跟大哥都很欣赏的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名叫《拉兹之歌》:
   
   ‘命啊,我的命运啊,我的星辰!你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捉弄我?。。。’
   
   到底谁捉弄大哥这样一位中央大学毕业生?谁捉弄了更多的名校`非名校毕业生?所有这一切又是偶然的吗?
   
   (0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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