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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岂能无限度?---也谈‘蔡元培悖论’

   提起蔡元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无不立即联想起‘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奉行的方针。新近有所谓‘蔡元培悖论’,附和者质疑蔡于1927年‘成为清党推手’的做法,指之为‘党同伐异,唯我独尊’,是‘理论上的主张和政治上的行动反其道而行之。’。此说实在令人难以苟同。
   
    诚然,蔡于1927年3月28日至4月2日,主持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紧急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交的‘请查办共产党函’及相应提案,从而拉开了清党的序幕。这被中共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行为。但蔡此举是否背弃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呢?,属于党同伐异性质吗?且看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当时正处于所谓‘宁汉对立’时期。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汉口举行。在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把持下(实际听命于共产国际代表,俄国人鲍罗廷),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十一个决议案。还通过了《对全国人民宣言》`《对全国农民宣言》和《对全体党员训令》,并改组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蒋介石`陈果夫等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被免职。蔡元培在上海主持上述中央监委紧急会议,正是因应局势采取的对策。

   
    吴稚晖函中称:‘现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共之各员奉俄共煽动员鲍罗廷而盘踞。’‘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附逆有据之共党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其提案称共产党‘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应行纠察。’会议依此审查了中央执行委员,将之分为三类:甲类为本党忠实分子,乙类为态度可疑分子,丙类为共产党分子及附合共产党分子,确定了应先看管者的名单,包括鲍罗廷,陈独秀,李守常(大钊),邓演达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190余名。会后,吴等咨文国民党中央,要求对所列人士给以‘非常紧急处置’,‘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4月12日,蒋在上海实施清共,中共名之曰‘4。12’政变。其间,除李大钊在北平被张作霖送上绞架,其余被捕的中共要员,大多依吴提案处以监禁。
   
    论者又引述称:当时‘远在北平的周作人发出这样的批评---“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有视若无睹”。“南方之事全败于清党”,而“吴蔡诸老”无法推卸责任。’倘周确曾如此批评,真不知其何所据而云尔!吴稚晖于何时及怎样‘大发其杀人狂’了?周作人见了吗?
   
    由上可见,‘清党’是因为中共‘唯俄独尊’,操控国民党,不容蒋介石,‘伐异’在先(即使按中共官方的说法,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之际,蒋亦并未‘叛变革命’)。蔡`吴为国民党之生存及中华民国的利益,不得不出此非常举措。也可以说,蔡实质上在谋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之得以继续实行。尽管其后在蒋政权管治下的22年间(1927-1949),中国社会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但正如储安平1948年所言: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请问,毛入主中南海之后,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事实上,兼容并包不可能没有底线。例如,我们不能包容恐怖主义者,不能包容叛国通敌证据确凿者。这一点,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而当年的中共,就是接受共产国际指令,拿苏联卢布,为其利益效劳,在城市农村搞暴动,杀人放火,‘劫富济贫’,连中农都不放过。他们奉为指南的所谓‘共产主义’,根本不合中国的国情。对此,岂能侈谈‘包容’二字?
   
    这里,不妨引用鲁迅的话:‘损着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1927年的中共,已经‘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中华民国’,到处煽动农民造反,积极武装城市工人,磨刀霍霍,跃跃欲试,打算建立苏俄式的‘工农政权’(实质是中共一党的独裁政府)。孙中山创立的民国政府面临此你死我活的关头,哪里还有什么兼容并包的余地?
   
    上述论者非但不以蔡推动‘清党’为然,对‘剿共’也一律否定,这并不奇怪。笔者只想指出一点,‘稳定压倒一切’乃当今中共高唱入云的主旋律。30年代国军之‘剿共’,性质与此相同,尤其国难当头之际,‘攘外必先安内’可谓金科玉律。1931年‘9.18’事变,日寇侵我东北。不到两个月,即当年的11月7日(苏俄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毛任主席,项英为副主席。此乃地地道道的分裂祖国,而且实际上与东北的日寇南北呼应,使我国军两面受敌。是可忍,孰不可忍?蒋委员长大举剿共,天经地义。岂能亦将之归为‘党同伐异’?正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什么人才会高喊要对分裂祖国者‘包容’?除了汉奸和日本关东军之外,相信别无其他答案吧!
   
    莫名其妙的是,该论者除抨击蔡元培先生,连带举了鲁迅,胡适,以至毛泽东作为例子,证明其所谓‘新文化进入中国之后,以新文化人自居者,理论上的主张和政治上的行动总要反其道而行之,有普遍性。’鲁胡二人兹不论,就说毛。此一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似乎从未‘以新文化人自居’。他倒是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诩。区区‘新文化人’,简直不在他眼里。何况他一贯看不起知识分子。
   
    然而该论者竟以毛作为‘蔡元培悖论’‘最大的例子’,说什么‘这位“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显示了‘在新文化运动后来的发展中,德先生`赛先生麾下的大将无不反其道而行之,党同伐异,唯我独尊。’我们且不说‘五四’时期二十六七岁的‘热血青年’毛,远不够格被称为‘德先生`赛先生麾下的大将’,仅以57年他策划‘阳谋’起种种倒行逆施来看,早就远远越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范畴,属于政治领域的现象了。试问,论者列举的‘凡是不符合他要求的异端,一律批判取缔,凡是不绝对服从他绝对权威的人,无不就地消灭。’这些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什么相干?至66年文革开始后,毛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而他自己也说,文化大革命实质是政治大革命。
   
    综上所述,该论者对‘蔡元培悖论’的阐释概念混乱,论据失当。就其成因与化解而作的论述,便难免给人以空对空的感觉了。
   
    (0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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