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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曾高举民族“民主主义大旗?”---评刘有权《反右五十周年祭》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08日 首发)
    作者:张成觉
   
    拜读刘先生的大作,深为佩服其鞭笞专制独裁,张扬民主与法治的意旨。反右虽至今尚未平反,但公道自在人心,作者之仗义执言即可为证。
    然而,毕竟事过半世纪,时光的流逝使若干史实渐趋模糊。论者倘略有疏忽,便可能引述失实或立论不当。本着求实求真的精神,笔者谨提出以下管见与刘先生商榷。
   
    一,该文称,49年中共建政之前毛‘是一个高举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大旗的农民革命领袖’。的确,毛本质上属‘农民革命领袖’而并非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说他‘高举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大旗’却於事实有所不合。
   
    以民族主义而论,身为中国人,在日寇入侵,国土沦丧之际,理应将中华民族的利益置于首位。但他却在‘九。一八’事变后的31年11月27日,出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继续贯彻以武装暴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毫无疑问,这是分裂祖国的行为。
   
    其后34年1月开始的中央红军长征,被说成是为了‘北上抗日’,其实并非如此。周恩来在60年说:‘但是红军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不行。’(1)
   
    抗战八年中,蒋领导的国军对日寇发动了22次会战(参战双方出动兵力在十万以上),其中包括台儿庄`忻口`长沙等著名战役,痛击日伪军;毛的共军较为人知的只‘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两次,前者发生于37年9月25日,林彪115师3000余人伏击日军第五师团预备队及辎重队,歼敌一千余人,后者是40年8-12月,华北共军22个团(这是彭德怀回忆中指出的)出动破袭日伪交通线,战果均应肯定,规模却远小于会战。而且事后毛一直斥责百团大战的组织者与指挥者彭德怀,说他暴露了共军实力,45年中共‘七大’前专门举行‘华北工作会议’批彭,对其进行了40天斗争,使之被迫检讨。直到59年庐山会议还算这笔账。
   
    整个抗战时期国军阵亡将领206名,共军高干只左权`彭雪枫两人牺牲。国军阵亡仅陆军即达一百三十一万九千九百余人(2)。而共军则扩充至百万之众。为此,70年代毛曾向日本领导人说感谢日本皇军侵华,使中共得以从奄奄一息喘过气来东山再起。可见毛坚持‘一分抗日,两分反蒋,七分发展’(前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语),极大地损伤了民族利益,完全是将中共一党私利置于中华民族大义之上。
   
    这里再举一个王造时先生的遭遇为例。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留美政治学博士。41年因苏日缔结中立条约,宣言‘相互尊重‘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严重损害我主权,救国会公推王起草致斯大林公开信抗议,大大触怒中共。为此王遭记仇。毛49年赴苏为斯大林祝寿,行前解散救国会以向苏方谢罪。其后王一直备受冷遇,57年打成右派还挖这笔旧账。足见毛媚苏卖国嘴脸之一斑。王最后带着手铐惨死于中共监狱中,时在71年8月。两子一女于一年内相继去世。一位爱国的民族精英就这样家破人亡,能说毛一直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进了中南海坐上龙庭才‘判若两人’吗?
   
    讲到民主主义,只要看看延安整风时期毛疯狂整人,实行洗脑,摧毁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使上至刘少奇下到老百姓全都向他顶礼膜拜,同时重用康生大搞恐怖手段,迫使众多干部和青年学生乖乖就范,成为驯服工具,其所作所为哪有半点民主的影子?连陈毅等高干也挨整,陈直到67年2月还耿耿于怀。由此可见毛骨子里专制独裁成性,只会拿民主作幌子,未得江山时就蓄意鼓动受其蒙骗的群众,向蒋争民主。一旦打下江山,立刻当起新王朝的君主---皇帝。借用他登基前讲国民党的一句话,‘看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这正适用于毛自己。其实他自认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质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已充分说明他与民主是冰炭不同器,势同水火。
   
    二,该文提出‘为什么毛非要搞反右,非要对民主党派和中国知识分子下毒手?其实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奇怪的是对此并无一字加以论述,紧接着就说‘另一方面是帝王思想。。。’,而又语焉不详,其间逻辑混乱,令人莫名其妙,无法得知作者到底想说什么。
   
    三,该文谓56年9月中共‘八大’有三件事‘刺痛’了毛,即:刘少奇称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提继续搞阶级斗争,毛不高兴;反‘个人崇拜’使毛‘心痛’;还有毛自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被接受了。这里面前两件还可以这样说,第三件完全与‘八大’无关,简直莫名其妙。
   
    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有《对同意毛泽东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该决定经58年12月8日至9日举行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12月18日于《人民日报》见报。距离‘八大’闭幕一年零两个多月了。
   
    四,文章回顾反右之前情况称:
   
    从1957年5月1日起,爱国的`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感召下,开始向党‘交心’‘提意见’。这时全国的两大报:中共的《人民日报》和民主党派的《文汇报》,真正实现了‘言论自由’,人们自觉地或被迫地发表了一些‘帮助党整风’的言论,一直到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社论为止,中国个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享受了18天的‘言论自由’。为此付出了天大的代价。毛‘引蛇出洞’成功了,之后便是他的‘聚而歼之’。
   
    这段话许多地方不合事实。
   
    如所周知,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反右运动正式开始。此前的5月15日毛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第一稿,作为党内指示,最初只发给刘`周`朱`彭(真)等数人阅读,此件被公认为秘密的反右动员令。但作者竟然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社论,使人们只享受了18天的‘言论自由’。试问,《人民日报》何时刊登过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社论?如此张冠李戴,可谓匪夷所思。要知道,所谓三大右派言论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21)`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22)和储安平的‘党天下’(6.1),5月18日都还没出来呢。事实上,就在6月8日当天整风鸣放也还在继续进行,只不过绝大多数发言者已跟风转向,但极少数人还傻乎乎地仍然‘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人们‘只享受了18天的言论自由‘的说法,文章开头就提出了。但倘从5。1算起,到6月7日应是38天。至于向党‘交心’,那和‘提意见’不同,属于58年即反右之后的事。还有,《文汇报》并非民主党派的报纸,当时的《光明日报》才是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又由于邓拓看穿毛的用心,故5月上中旬远不如《文汇报》那么‘放’。但《文汇报》此时所享有的并非‘真正’的‘言论自由’,而只是毛有意‘诱敌深入’给的‘言论自由’。毛‘引蛇出洞’成功也不是在5月18日,6月8日才是‘聚而歼之’,前段已述,兹不赘。
   
    五,该文谈到‘阳谋’说时,表示并非全属谎言,为此从三方面加以阐述。首先引用的是‘飞鸟尽,良弓藏’的古语。拿这个来说明反右的起因可谓不伦不类,55万右派中绝大多数在毛蒋争天下时并无为中共出力,怎能比作捕猎‘狡兔’有功的‘走狗’?其次讲统治者忌文人,这也不能解释反右的必然性。因为古今中外,除毛以外没听说谁发动过什么反右派运动,无法无天地将几十万忠良知识分子打入另册,使之备受煎熬苦不堪言甚至死于非命。而所引述的秦始皇坑杀儒生也不止三百六十人,应为四百六十人。毛自称镇压的反革命知识分子则达四万六千之多!再次,文中称30年代初毛反‘AB’团,使十多万知识分子惨死。这个数据不知从何而来?当时不说江西苏区,就是中共全部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加起来,也不会有十几万人吧?
   
    六,作者谓60年代初毛‘尤其忌恨刘少奇欲取而代之’,此说法有问题。因为刘少奇对毛只有敬畏之心,绝无欲取而代之的想法。而文中一再提到的59-62年,应为59-61三年的大饥荒时期,不包括62年。作者称其间‘5000万农民饿死’,此数据出处何在?一般估计是三四千万人饿死,并非全属农民。又文中所说布票每人每年一尺二寸,似应存疑。我印象中南方北方不同,但均不止此数。再如粮食`肉`油的定量标准,与作者所言皆有出入,且各地不一。
   
    七,文中谈到反右倾,说有360万党员倒了霉,占当时党员总数六分之一。作者没说明资料来源,未免令人质疑。
   
    八,关于中共‘七大’将毛思想定为指导思想一事,刘少奇固然出了大力,但他并没有说过毛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只说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刘作为中共顶级理论家,怎会用‘翻版’这种可能含贬义的词语来定义毛思想?
   
    九,作者说邓是反右办公室主任,不确。邓担任的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小组下可能设办公室,处理若干具体事务。邓贵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总书记,不会去当底下的办公室主任。
   
    文中称邓认为只有民主与法制才能救中国,这恐怕是作者无根据的臆测。邓对民主并不热心,北京西单民主墙便是他下令取缔的;他对法治更不见得有多大兴趣,否则就不会发生‘六。四’的血腥镇压事件了。邓坚持‘反右是必要的’,证明他竭力维护的是中共一党专政,实质是特权阶层一小撮人掌权,与民主和法治水火不相容。至于所谓邓‘呼唤近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更是用词不当。诚然邓在80年代初曾提过政治体制改革,但其实他是‘好龙而非龙也’,政治上他要的是四个坚持。其改革呼唤别说不会延续近三十年,连三十个月也没有。80年代中后期,尤其‘六。四’之后,他只关心经济改革,何尝再提过什么政治体制改革?
   
    最后,作者称右派遭受‘21年苦难’,实际上从57年6月8日算起,至78年冬中共发文为右派改正,之后付诸实施,对绝大多数当事人而言,前后历经22年。这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须知能活到‘改正’者,20多年的日子每天都是‘度日如年’,多一年可不是玩的。
   
    邓说过,解决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在拨乱反正之初的特殊环境下,这也许不失为权宜之计。但时至今日,国内外大小气候均已不同于当年。右派问题早该彻底平反,应当过细地做好有关的工作,包括庄重地由中共中央正式宣布:57年的反右派运动搞错了。应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诚恳地逐一赔礼道歉,并在经济上予以合理赔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该做的事。这将成为中国迈上民主与法治道路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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