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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底風雲---二戰名記者朱啟平傳》十七 神州噩夢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宣佈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體領導文化革命。大陸八億生靈從此陷入一場史無前例的劫難之中。屬於“摘帽右派”的朱啟平更是處於生命堪虞的險境。
    早在1965年1月14日頒佈的<二十三條>(中共關於“四清運動”-----亦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的文件)裡﹐毛就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到上述<五 . 一六通知>出籠﹐毛已決心將劉少奇以下各級較為務實穩健的中共幹部清除淨盡﹐以便肆無忌憚地推行其禍國殃民的極左路線。
    張家口外語學院畢竟地處邊遠﹐雖也奉命開展“文化革命”﹐但據宣國猷回憶﹐最初群眾貼出的大字報“內容只是提些教學改革﹑教材選編等方面有建設性的意見”。
    隨著運動的發展﹐“大字報鋪天蓋地﹐越來越多﹐變成揭人隱私﹑造謠陷害的武器。寫大字報的”革命者“往往憑主觀想像﹐採用編造故事﹑歪曲事實﹑醜化人格﹑危言聳聽等手法﹐連篇累牘﹐挖空心思﹐一篇又一篇地寫﹐一張又一張地貼﹐來中傷他人。”

    “除那些顛倒黑白﹑混郩是非的大字報外﹐高音喇叭裡不時吼叫﹕‘勒令XXX.......’﹐‘XXX不投降﹐就砸爛他的狗頭﹗’”
    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或者有點歷史問題的人﹐或者有點海外關係的人﹐被視為‘地富反壞右’黑五類﹐他們的子女被稱為‘黑五類’的子女。
    1966年8月8日﹐<文革十六條>出籠﹐緊接著劉少奇被點名。紅色風暴升級。朱啟平在學校裡又成了挨整的對象。宣國猷回憶道﹕
    “我還清楚地記得﹐有一張大字報替他畫像﹕西服筆挺﹐口叼雪茄﹐悠然自得﹐站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畫像之外﹐還寫了一些歪曲歷史﹑醜化人格的不實之辭。
    有些人看了大字報上的畫像後說﹕我們怎麼從沒見過朱啟平吸雪茄煙呢﹖”
    此期間﹐“破四舊”(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運動﹐與打﹑砸﹑搶﹑抄﹑抓相結合﹐到處秩序大亂。
    “外國語學院的‘革命’形勢﹐和北京一樣﹐發展得很快。
    先是由一些‘革命群眾’把一些‘出身不好’的教師集中起來﹐或戴高帽﹐或掛破鞋﹐在燈光球場進行批鬥﹐然後﹐在校園內遊行示眾。後來﹐學校裡的‘革命群眾’紛紛成立戰鬥隊﹐這些戰鬥隊的取名﹐力求富有‘革命性’或‘戰鬥性’﹐例如﹕‘東方紅’﹑‘井崗山’﹑‘風雷激’等。這些戰鬥隊或組織成立後﹐各自為政﹐在院內進行抄家﹐翻箱倒櫃﹐把他們眼中認為是‘四舊’的東西﹐包括書籍在內﹐統統抄去﹐有的戰鬥隊或組織還把抄去的東西進行展覽跟鞋﹑西服﹑領帶﹐甚至毛料服裝都認為是‘四舊’。
    不久﹐又成立了‘勞改隊’﹐不用說﹐‘勞改隊’的成員﹐還是那些所謂的‘牛鬼蛇神’。‘革命小將’發號施令﹐讓他們每天打掃校園﹐清掃豬圈﹐打掃廁所﹐........"
    朱啟平自然首當其衝。對此﹐朱樹颺的回憶寫道﹕
    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兩人都是重點人物﹐理所當然都被打入勞改隊﹐成為“棚友”。他應屬于死老虎之列﹐不該再受大罪﹐但事實並非如此。
    這時學員中分成三派﹐中有一派曰造反團。他們有一個打砸搶組織叫赤衛軍﹐全是我們學校唯一的初中畢業的學員。中學生最殘忍﹐據說在北京就有許多中學教師被學生活活打死﹐或罰吃大糞等﹐慘絕人寰。而毛澤東江青等人視若無睹。我自己就被這批人打過十次﹐有兩次被打得皮貽d肉爛﹐坐立不安。老朱次數略少﹐但“質量”比我的高。赤衛軍是有嚴格的組織紀律的。他們有政委﹐都是我教過的師資班的學生或訓練部的參謀。赤衛軍的頭頭叫張啟發﹐是個魔鬼。他手執皮鞭﹐興之所至﹐可以毫無理由地從勞改隊中拉出一人﹐痛打一頓。
    有一次﹐ 朱啟平遭了殃。 張啟發命令我們站成一圈他一個人對老朱拳打腳踢﹐用鞭子狠抽﹐打倒後拉起來再打﹐而那些完全失去人性的學員還在一旁鼓掌叫好﹗在這種場合﹐打死了也是活該﹐因為毛澤東早就說過﹕“好人打壞人活該﹗”在這神州大地上﹐人的生命與尊嚴早已一錢不值﹐夫復何言﹗
    此期間﹐朱樹颺還面臨著另一個麻煩﹐他這樣寫道﹕
    我的專案組中有兩個人﹐他們發誓要把我打成特務(美國的和蔣介石的)﹐置之死地而後快。再就是﹐不知出于什麼動機﹐他們竟認為那年我為朱啟平摘帽雖未成﹐但我們兩人是事先串通了的。我當然不承認﹐因為那不是事實。後來﹐我家中發生悲劇﹐我的妻子含冤去世。我簡直痛不欲生。專案組認為這是個好機會﹐可以迫使我承認這兩件事﹐那時他們就可以放個衛星﹐名震全院。我絕不會承認特務一事﹐但在第二件事上﹐終于受不住“疲勞轟炸”﹐我承認﹕“在為朱啟平摘帽前﹐我已告訴他了。”專案組如獲至寶﹐立即對老朱施加很大的壓力﹐但老朱頂住了﹐他堅決不承認有此事。專案組無奈﹐此事未能定案。
    到五﹑七幹校後﹐老朱告訴我﹕“我知道你那時情緒消極﹐在他們的極大壓力下承認的。他們即使打死我﹐我也不會亂說的。萬一我軟弱了﹐承認下來﹐就成定案﹐我們兩人以後還能做人嗎﹖”
    對于這件事﹐我終生難忘。我對他的感激與尊重是不能以言語表達的。這不僅是為了友誼﹐更是為了人的尊嚴。在整個文革期間﹐我自認為是堅強的。但我遠不如朱啟平。這也是我要寫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
    至於上面提到的那個“赤衛軍”﹐宣國猷有這樣的介紹﹕
    “學校有個名叫‘赤衛軍’的組織﹐更是氣勢洶洶﹐殺氣騰騰﹐看到他們眼中不順的‘牛鬼蛇神’﹐百般凌辱﹐肆意抽打。
    為什么‘赤衛軍’對教師如此仇視﹖如此狠毒﹖
    原來﹐當時有種說法﹐學習外語的學生從初中畢業生挑選﹐進行訓練﹐效果較好。於是﹐學校於1965年從北京著名中學的初中畢業生中招了一批學生﹐這些學生大多是高幹子弟。
    他們入學一年﹐‘文革’開始﹐初中畢業生的年齡不大﹐容易接受‘新鮮事物’。隨著‘革命’的深入和‘紅司令’(指毛--張註)的指點﹐他們便組織起‘赤衛軍’投身‘革命’﹐看到報上宣傳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便揮起掃帚﹐拿起皮帶﹐對教師橫掃起來。”
    “經過一段時間﹐按照各戰鬥隊的觀點﹐大致分成兩大派。一派保院黨委﹐被稱為‘保皇派’﹔另一派反院黨委﹐自命為‘革命派’。兩派觀點不同﹐形成對壘。各派在教學大樓上安裝高音喇叭﹐播放‘最高指示’(1)﹑‘革命歌曲’。通過廣播﹐互相攻擊﹐互相謾罵。兩派組織又與社會上觀點相同的組織串聯﹐對立情緒﹐愈演愈烈﹐兩派武鬥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為了避免流血衝突﹐兩派中的一派暫時撤離學校。......”
    “由於‘革命’形勢的變化﹐兩派鬥爭激烈﹐加上一些‘革命小將’(2)外出大串聯﹐對‘牛鬼蛇神’的‘專政管制’暫時無暇顧及。那些被‘管制’‘勞改’的人鬆了一口氣﹐紛紛離校﹐有的回家﹐有的投親﹐有的靠友﹐有的去治病﹐有的去養傷。
    大概在1967年初春﹐啟平悄悄離開學校﹐身上帶著累累傷痕﹐回到北京家中。
    這時﹐我對他的處境﹐深表同情﹐在患難中﹐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朱啟平的小兒子開宇則有這樣的回憶﹕
    “1967年﹐有一天爸爸突然跑回家﹐身上鞭痕累累﹐說是接連幾天被毆打﹐再不逃走﹐極可能被打死。他連夜寫了一篇陳述在學校如何被打的材料﹐讓我藏起來﹐說﹕一旦他被人找到抓走﹐要我趕緊將材料送中南海上訴﹐或許可救他一命。幸而那時學校裡兩派內鬥激烈﹐沒來抓他﹐讓他幸免於難。”(3)
    這和上面一段宣所提到的當屬同一件事。
    其後﹐毛認為學生組成的“紅衛兵”已完成把大陸搞得天下大亂的使命﹐下令派軍宣隊﹑工宣隊進入學校收拾局面。前者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後者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宣國猷回憶道﹕
    “軍宣隊進校後﹐氣焰囂張﹐野心勃勃。領隊的那位頭頭﹐不學無術﹐指手劃腳﹐對當時的學院領導很不尊重﹐儼然以‘太上皇’自居。那位頭頭在大禮堂做報告時﹐不是站著講﹐也不是坐著講﹐而是蹲在講臺後的一張椅上﹐一看就是一個格調不高﹑行為粗野的人﹐他認為﹐既然派他到學校裡來﹐那就是奪院領導權的大好機會﹐魂5水摸魚﹐可以撈一把﹐所以他張牙舞爪﹐得意忘形。
    1967年秋﹐外出避風的教師﹐陸續返校﹐參加‘鬥批改’(4)。
    同年冬季﹐軍宣隊把一部分幹部﹑教師弄到張家口附近的新保安縣紅星煤礦去搞‘鬥批改’。到達紅星煤礦以後﹐我們才知道軍宣隊的真實意圖。原來﹐去前不久﹐該礦發生瓦斯爆炸事故﹐死傷多人。工人不敢下井﹐影響生產﹐所以把我們弄到礦上以安定人心。我們安頓以後﹐一部分幹教與工人一道下礦井勞動﹔一部分幹教(主要是被視為‘牛鬼蛇神’的教師)不許下礦﹐在礦上被監護寫檢查交代材料﹐搞‘鬥批改’。
    有的教師年老體弱﹐在學校﹐生活比較安定﹐如今來到偏僻山區﹐生活很不習慣。其中有位老教授﹐到礦不久﹐便患病身故。據啟平後來告訴我﹐當時他和這位老教授同住一室﹐老教授病中﹐他盡了最大的努力去照顧﹐為他喂水﹑喂飯﹑喂藥﹐盡了自己的心。啟平一貫對人熱情﹐雖然自己也身處逆境﹐然而在別人危難得時刻﹐鼎力相助﹐這種高尚的情操﹐實在難能可貴。”
    這位老教授名叫宋雪亭﹐朱樹颺的回憶是﹕
   
    “英語系全 到宣化煤礦去勞動﹐壞人也得去﹐要在那裡進行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產啊﹗這時宋雪亭已七十多歲﹐又有嚴重的心臟病。但領導小組仍不放過他﹐要朱啟平扶著他接受批鬥。晚上也由老朱照料他的生活﹐為他清洗大小便等。老朱終于不得不向上反映說﹕“他快死了﹗讓他回張家口吧﹗”
    宋雪亭回張家口後一﹑兩天就去世了。
   
    朱樹颺還回憶了當時學校裡個別幹部對朱啟平的敵視。他寫道﹕
    老朱摘帽後﹐和教員﹑學員關係都趨正常﹐真的心廣體胖了。為了減肥﹐他每天吃飯很少﹐吃大量水果﹐每天在西門外步行兩小時﹐速度很快﹐三﹑四個月後﹐體重真的減輕了二十磅。教員中亦不乏向他學習者。但有些自命左派的幹部﹐心中總是不服﹐怎麼也咽不下這口氣。一個右派分子居然也和大家平起平坐﹐是可忍﹐孰不忍﹖等機會再整他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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