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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底風雲---二戰名記者朱啟平傳》 十一 天翻地覆

當朱啟平一家三口所乘的遠洋輪船經馬尼拉抵達香港時﹐新中國這艘巨輪已初具輪廓﹐令許多文化人翹首以待﹐充滿神往和希望。朱啟平也是其中之一。
    其時平津戰役已經結束。大公報天津版於該市易手的49年1月15日奉中共軍管會之命停刊。先朱啟平回國的楊剛參與將其改組為進步日報﹐後出任該報黨組書記﹑主筆。香港版此時復刊未滿一年﹐由費彝民任經理﹐楊歷樵﹑李俠文先後任編輯主任﹐自滬經台抵港的王芸生為主筆。朱啟平的燕大同班同學李宗瀛亦在此工作。幾年不見﹐自有一番暢敘。他的學長蕭乾亦已自歐洲回港﹐二戰末期大公報派出分赴東亞﹑西歐的兩位戰地記者會師。一時間香港版編輯部人才濟濟﹐精英雲集。
    但此時的大公報已到了由盛轉衰的歷史關頭。胡政之的去世也許正是這個轉變的象征。
    胡政之是49年4月14日在上海溘然長逝的。這位大公報的創始人﹐自前一年帶著肝硬化的病體﹐到港籌劃大公報港版復辦事宜以來﹐因勞累過度﹐於48年4月24日在港島利源東街的編輯部伏案工作時﹐突然病發昏迷﹐後即送回上海醫治﹐纏綿病榻近一年﹐終於在政局遽變之際撒手塵寰。那正是朱啟平抵港兩個半月後。

    4月21日﹐香港大公報以第二版整版篇幅﹐悼念這位中國新聞界的全才。費彝民﹑楊歷樵﹑李宗瀛﹑蕭乾﹑朱啟平﹑尹任先和查良鏞都寫了文章。
    朱啟平的文章題為<以工作替代哀思>﹐分四節﹐首三段寫道﹕
    “十三年前﹐當我還在讀書的時候﹐學校裡開會請人講演﹐有一次請到政之先生﹐講的話忘了﹐只記得他是矮矮胖胖的。
    後來參加報館工作﹐一個小同事對最高的負責人﹐自然接觸少﹐也談不上觀感﹐只覺得大家都對他生敬畏﹐他不多說話﹐每次開口﹐都簡潔了當﹐直撞核心。
    在報館時間久了﹐接觸的機會增加﹐漸漸的發現﹐在他面前﹐可以忘卻自己的身份﹐談所欲談﹐不感拘束。問問同事﹐都有這種感覺。日子更長一點﹐見聞累積﹐更覺得他是值得欽敬的前輩長者。”
    第二節開頭文字有異於上述三段﹐聲韻鏗鏘﹕
    “乍聞長者逝世﹐無可抑制地感傷綦深。多少往事﹐陡然重現。記憶凌亂﹐思想複雜﹐要捉筆追述﹐哽咽難盡。”
    文章接著從胡政之做事為人的兩大方面----創辦大公報和服務國家社會著筆。前者既以報紙本身作出貢獻﹐又以培養人才結出碩果﹔後者則於另一節有這樣的追述﹕
    “我總記得他在1944年參政會中發言的一幕。那時候大家希望團結合作﹐在抗戰後和平建國。政之先生是全力主張團結的。他在參政會裡素來不說話﹐這次卻站起來了。會場中特別擁擠﹐也特別緊張﹐大家屏息而聽﹐聽他那蒼老之音﹐呼籲團結﹐字句雖含蓄﹐意義卻明顯。”
    文章最後一節言簡意賅﹕
    “今天來紀念政之先生﹐傷感無用﹐唯有努力。我們都知道他對報館有極高的理想﹐極大的計劃。我們如能遵循著去做﹐使大公報更成為代表國家﹐服務人民的報紙﹐那政之先生雖死猶生﹗”
   
    可惜﹐朱啟平的想法只能是一種良好的願望。倘說胡政之先生齎志而沒﹐那麼他的志----使大公報成為代表國家﹐服務人民的報紙﹐更是註定隨著他的長眠而歸於逝去的年代﹐在新政權管治下永無實現的一天。
    曾對朱啟平等一批新聞界精英有知遇之恩的胡政之﹐在新記大公報三巨頭中是第二個辭世的。比起最先乘鶴歸西的張季鸞之極盡哀榮﹐他的離開人世是頗為悽涼的。當時南京的“總統府”早已名存實亡﹐行政中心已南遷廣州。上海的國民黨當局對這位“社會賢達”﹑國民大會代表的喪儀不會有多大熱心﹐何況蔣總裁早就對胡“究竟是跟著國家走﹐還是跟著共產黨走”心存疑慮(1)。不過﹐若與16個月後逝世於香港的吳鼎昌相比﹐胡還未算聲沉影絕毫無社會反響。至少香港大公報出了紀念專版。反之﹐吳鼎昌這位新記大公報三巨頭之首兼創業時的最大股東﹐病故之前已脫離大公報﹐僅以寓公的身份蜇居香江﹐可稱悄然仙去。
    令人慨嘆的是﹐胡政之也好﹐吳鼎昌也好﹐雖然晚景淒清﹐但總算皆得善終。而他們的幾位德才兼備且均屬地下黨員的老部下范長江﹑孟秋江和楊剛﹐後來都在新朝的內鬥中自殺身亡。如此天妒英才﹐胡公九泉之下倘若有知﹐當會作何感想﹖
    “鍾山風雨起蒼黃”﹐就在朱啟平完成上述悼念文章的當天午夜﹐滔滔長江炮聲隆隆﹐中共百萬大軍直逼龍蟠虎踞的九朝古都南京﹐三天後金陵易幟﹐成了十朝故都。
    此時的大公報實際已經變色。滬版總編輯王芸生幾個月前早由地下黨員李純青﹑楊剛說服轉向中共﹐並於北平易手不到30日的2月28日﹐隨一大批著名文化人包括徐鑄成等離港秘密北上﹔港版的主持人費彝民更是知名親共人士。大公報“四不”之首的“不黨”已被徹底拋棄。朱啟平這篇悼念文章如此暢所欲言﹐也屬於“絕響”了。香港大公報這期紀念其創始人的特刊﹐等於是1926年問世的“新記公司大公報”壽終正寢的標記。這對於熱愛新聞工作﹐矢志“忠實於讀者﹐為讀者的最大利益服務”(2)的朱啟平﹐意味著一種根本性質的轉折。但在當時﹐他和他的老同學李宗瀛﹐似乎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據他們的大公報同事唐振常回憶﹕
    “一九四九年上海臨近解放之時﹐啟平﹑宗瀛奉派先遣回滬﹐以為上海<大公報>臨變之應措做準備。歷經艱難﹐其事終於無成。此中經緯﹐宗瀛於事後曾略告於我﹐等到我們一批人於六月初返抵上海後﹐啟平已憤而去北京﹐宗瀛則在上海有寂寞之感。數月後宗瀛奉命返港﹐仍工作於<大公報>。啟平留京﹐工作數變。此後數年﹐兩人的遭際乃同天上地下。
    宗瀛任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天才得展﹐是在兼任英文雜誌<東方地平線>總編輯尤其是<大公報>創辦英文版他兼總編輯以後。......宗瀛一向謹慎﹐即使如此﹐每返上海﹐言及他家人中大哥宗恩(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小弟宗津(油畫家)﹑妹夫程應鏐(歷史學家)皆成‘右派分子’﹐他亦不寒而慄﹐說是‘我如在大陸恐亦不免。’事實恐怕也是如此。啟平則確實地入了‘右派分子’籍。......”(3)
    上面講的事發生於49--57年﹐跨越八年時間。這八年間天翻地覆﹐我們還是承接上文﹐先回顧1949年4月中旬胡政之逝世前後大公報的變化吧。
    大公報天津版的員工於49年2月19日舉行職工大會﹐與會的238人選出9人組成的臨時管理委員會﹐楊剛﹑徐盈﹑孟秋江﹑李純青﹑彭子岡均當選。2月27日<進步日報>創刊出版﹐原大公報天津版就此消失﹐新記大公報在其發源地首先正式宣告壽終正寢。
    5月26日﹐上海蘇州河以南易幟。次日﹐即<進步日報>創辦滿三個月那天﹐原任該報黨組書記兼主筆的楊剛﹐和三個月前到達華北的王芸生一起﹐隨同中共解放軍進入上海。至6月17日由王芸生撰寫<大公報新生宣言>﹐此期間大公報上海版“既沒改名﹐又未停刊一天﹐繼續出版﹐王芸生任社長﹐曹谷冰任總經理﹐李純青任總編輯。”(4)李是繼楊剛之後從天津奉調來上海的。此時﹐上海版發行量曾多至16萬份。
    在此之前﹐朱啟平之所以沒有留滬並“憤而去北京”﹐據說是由於他和李宗瀛跟接管當地大公報的一批人激烈辯論﹐但未能說服對方。他到北京(當時還叫北平)後見了周恩來。時為49年7月12日﹐據<周恩來年譜>﹐當日周“約胡喬木在中南海頤年堂請新聞界友人朱啟平﹑高汾﹑鄧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岡﹑儲安平﹑薩空了﹑胡愈之﹑劉尊棋﹑宦鄉聚餐﹐並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5)。以周的務實﹐此次聚餐當非一般禮節性的會見。而朱啟平排名居首﹐估計應有提出問題並獲解決﹐此與其工作安排也可能有關。至於詳情則難以清楚了解了。
    據孫探微回憶﹐在這次會見後不久﹐“當年八月﹐在香港出生的一對雙胞胎才四個月大﹐啟平就回香港﹐把全家大小接去北平。那時戰事還沒有停止﹐也沒有正式航線﹐乘船沿海北上﹐還聽到遠遠炮聲。船駛至大沽口﹐夫妻抱著雙生嬰兒﹐手牽著他們兩歲多的哥哥﹐乘騾拉的平板車﹐在深夜雨中泥濘的路上﹐緩慢地到達塘沽永利化工廠留宿。二十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工作單位中國建設雜誌社所屬外文出版局幹部處審問我﹕‘為什麼從美國回來﹖是誰派你來的﹖’他們懷疑我是‘美國特務’。隨後派人到塘沽永利化工廠調查﹐沒想到廠裡的幹部還記得當年一對雙胞嬰兒在廠裡過夜的情景。
     十月一日定都北京。我們家住城西北角的後海北沿﹐湖裡長滿荷花﹐岸上有人放羊。啟平每早騎至城南的國際新聞局﹐參加創辦每日《英文參考消息》(FYI Only)﹐將每天世界各大通訊社的英文發稿選編成冊﹐使國內有關部門及時了解世界大事。工作繁忙﹐冬夜十一點才騎車頂著刺骨的北風﹐穿城回家。當時還沒有正規的工資制度﹐實行戰時的供給制。啟平和我都穿著發給的灰布棉制服﹑棉鞋﹐戴著棉帽。家庭成員每人發給相當於二十斤小米價錢的生活費。那時基本上我們花的是前幾年的積蓄。但因為幹的是為祖國人民服務的工作﹐啟平總是全力以赴﹐以苦為樂。“(6)
     他擔任的是資料室主任。雖仍屬新聞工作部門﹐但已不在記者崗位上了。
     他的幾位大公報老同事﹐此時也不是記者了。蕭乾調任英文《人民中國》副主編。徐盈﹑子岡夫婦先後調離《進步日報》﹐徐任政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副局長﹐子岡先到人民日報文藝部﹐後任《旅行家》雜誌主編。能和徐盈夫婦等知交時相往還﹐他感到格外舒暢。
     他的表兄黃源﹐此時是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省文化局長﹐每逢來京都必相聚。他們的父親互為姻親﹐又都當過土地局長﹐對於貫徹孫中山”平均地權“的主張具有共識。他們表兄弟倆則俱為文化人﹐屬筆桿子。黃源比他年長九歲﹐曾東渡日本學習﹐二十多歲時就翻譯過一些有影響的文學書籍﹐深為魯迅所器重﹐與巴金是莫逆之交﹐後來兩人都曾為魯迅扶靈。抗戰時黃源參加新四軍﹐擔任文藝方面的組織領導工作﹐很受陳毅賞識。朱啟平從他那裡了解了中共的方針政策﹐努力使自己跟上形勢﹐適應時代潮流。
     擁護新政權﹑熱愛毛澤東正是當時的潮流。朱啟平在他寫的一篇通訊中作了反映。這篇文章發表在1951年5月16日的香港大公報第六版﹐文末註明“5月2日寄”﹐署名“本報記者朱啟平”。
     通訊題為《北京通信 北京“五一”大示威》﹐是目前所見他回國後撰寫的第一篇新聞稿﹐全文一千六百八十字﹐詳細描述了當年北京勞動節遊行的情景。末段寫到﹕“最壯大的市民隊伍進場”﹐“領導喊口號的跳起來叫﹔口號漸漸簡化到一個﹕‘毛主席萬歲﹗’六十萬人都在呼喊著這親愛的名字﹐為他祝福。隊伍到主席台前﹐都走得慢了﹐用盡生平氣力在歡呼鼓掌﹐有小旗的揮小旗﹐拿花的搖花﹐‘毛主席萬歲﹗’‘萬歲﹗’狂了﹐狂了﹐多少人不知道自己在流淚。這樣的人民對領袖的熱愛﹐我們的歷史上有嗎﹖誰說中國人不會發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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