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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底風雲---二戰名記者朱啟平傳》 十 花旗歲月


    隨著日本投降﹐二戰落幕﹐世界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朱啟平的生活記錄亦開啟了新的一章。
    九月中旬﹐他自日本歸國述職返抵上海。從三月下旬離開重慶出國赴任至今﹐近半年來他跟隨美國太平洋艦隊反攻的步伐﹐在砲火硝煙中出沒﹐在軍艦海島間穿梭﹐往往是居無定所﹐食無定時﹐更多次身處砲彈橫飛危險萬分的前線﹐精神緊張﹐身心疲憊﹐已非一日。此際烽煙逝去﹐重享和平﹐理當休息十天半月﹐以作補償。但他生性勤奮﹐不好悠閑﹐何況日本所見景象令他憂心忡忡﹐如骨骾在喉﹐不吐不快。
    於是﹐他抵滬後即執筆為文﹐追述自8月29日早上察看橫須港起﹐至9月9日旅行富士山畢﹐十二天中在橫須賀﹑橫濱﹑東京等地所見所聞﹐題為<日本投降是臨時休戰>﹐全文12000餘字﹐連續刊登於10月2日至4日的重慶大公報上。
    文中列舉自日本議會到平民的種種表現﹐將日本人對盟國的反應概括為“冷﹑恨”二字﹐指出其國內各處充滿了“本土決戰”的空氣﹐而且沿海遍築的防禦工事及其巨炮仍可與美艦對抗。對於日本人這種頑固的敵對立場之歷史根源﹐文中進行了詳細分析﹐提請盟軍最高統帥對日“必須嚴厲公正。嚴厲以消除日本伺機再起妄念﹐公正以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又呼籲國人自我警惕﹐防日本再起戰端於萬一。文末向日本人民發出震聾發聵的喊聲﹕

    “日本人民﹐覺醒吧﹗拿出大勇氣﹐大決心﹐我們準備和你們握手﹗認投降為臨時休戰﹐決非你們之福﹗”(1)
    此文在當時無疑有極強的針對性﹐即使21世紀的今天﹐對於捧著日本軍國主義亡靈妄圖重溫昔日好夢的極右勢力﹐也有強烈的警告作用。
    此期間﹐李子寬﹑徐鑄成已自渝抵滬﹐著手籌備大公報上海版復辦事宜。
    徐鑄成是名記者﹐26年考入清華﹐後轉河北大學﹐再入北京師範大學。29年自國聞通信社調入大公報任編輯。38年1月在淪陷後的上海創辦文匯報﹐任主筆。後被日偽逼迫停刊。徐再入大公報先後負責港﹑桂版編務﹐44年秋轉往重慶任大公晚報主編。他比朱啟平大八歲﹐資格亦老得多。因此﹐當他以滬版缺人手為由﹐請啟平協助(在其回憶錄中他稱之為“截留”)時﹐啟平也樂意效力。
    經過一番緊張的工作﹐當年11月1日大公報滬版重又上馬﹐與分別八年的上海讀者再次見面 。徐鑄成任總編輯﹐朱啟平負責編要聞版﹐楊歷樵編國際版。楊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與徐同庚﹐28年進大公報﹐通曉英﹑日﹑俄文﹐號稱“老夫子”。朱啟平和他們共事愉快。
    據徐回憶﹐45年冬昆明發生“12. 1”血案﹐軍警鎮壓反內戰的西南聯大等校學生﹐于再等四人慘死﹐當局封鎖消息。但有一位<掃蕩報>的青年記者﹐到上海後即到報社找徐鑄成﹐將其所僎有關報導交滬版發表。徐接談後認為可信﹐遂將該稿給朱啟平潤色後發排﹐令此要聞迅速見報﹐為全國首家揭露昆明血案真相的報紙。由此亦可見﹐他們相互配合默契﹐朱啟平在上海的這段時間雖然不長﹐但工作是順心的。
    更令朱啟平留下美好記憶的是﹐命運的紅絲帶在這裡把他和一位淳朴的女性繫在一起。他出生的這座城市也是他喜結良緣之地﹐可謂天造地設。
    他的另一半名叫孫探微﹐1921年1月28日生於北京﹐書香門第出身。其父孫伯醇﹐祖籍安徽壽縣﹐精於日文﹐又是書法家﹑畫家﹐曾任教於北京大學文學部﹐亦曾在東京外國語大學教中國文化課。他是第一個將馬爾薩斯人口論從日文譯成中文的學者。
    孫探微之母方令英﹐安徽桐城人。她與朱啟平之母相似﹐年輕時也曾教過小學。不過﹐作為清代赫赫有名的桐城派文人的同鄉晚輩﹐她們家受到更多的書香熏陶。她妹妹方令孺便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又是新月派詩人﹐曾先後在青島大學﹑復旦大學任中文教授。而朱啟平在內遷的復旦大學借讀時﹐正好是她的學生。
    更巧的是方令孺之女﹐即孫探微的表姐李伯悌當時成為朱啟平的好朋友﹐兩人在重慶時有往來。結果李成了紅娘﹐當朱啟平返渝述職時寫了一封介紹信﹐讓他帶回上海﹐和在當地任教的孫探微見面。
    其時﹐孫探微在震旦女大文理學院英國文學系工作﹐她是畢業後留校的﹐錢鍾書教授曾是她的業師。
    這次見面及其後的情況﹐見於孫探微的回憶﹕
    “我從大廳樓梯下來﹐他在會客室門外等待。他說﹕‘你遲到了。’我說﹕‘沒有。是你的錶快了。’其後兩人經常傍晚沿著霞飛路散步談心﹐風掃著滿街金黃色的落葉﹐沙沙作響。一天﹐他在我掌心用手指寫下‘相依為命’四個字。我說﹕‘我可要事先講清楚﹕我對家務一竅不通。從小住校﹐吃食堂。連飯也不會做。’他說﹕‘我家四兄弟﹐沒有姐妹。我從小幫助母親管家﹐我會做飯。’1946年夏﹐我們結婚。當時一位記者朋友以無限惋惜的心情對李伯悌說﹕‘聽說啟平娶了個教書的﹗’李笑道﹕‘你說話小心﹐她是我表妹﹗’我的大學老師錢鍾書先生則對我說﹕‘記者好﹐文字精練﹐必須在一方寸的地位裡﹐寫進充實的內容。’”(2)
    1946年4月﹐大公報決定設立駐美辦事處。朱啟平再次被委以重任﹐擔任駐美國及聯合國特派員。於是﹐他婚後才過了兩個星期﹐就首途赴美上任。孫探微與之同行﹐準備入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文學碩士學位。
    他們從上海出發﹐先乘一艘貨輪橫渡太平洋﹐到舊金山(三藩市)後轉乘火車去紐約。當時﹐聯合國總部已從舊金山遷到那裡。
    抵美之後﹐他在紐約市時代廣場時代大廈七樓租了一小間﹐作為<大公報>駐美辦事處地址﹐迅即投入工作。孫探微回憶道﹕
    “......(他)白天採訪﹑寫稿﹑發稿﹐晚間回家幹家務﹐支持我去哥倫比亞大學讀碩士學位。其間有了孩子﹐他則夜間抱著孩子在屋裡走來走去﹐渡過了紐約多年來最熱的夏天和最冷的冬天﹐把他累得精疲力竭﹐在這種情況下﹐他一直堅持工作。他觀察深入﹐文字簡練﹑生動﹑風趣﹐作為歷史報導﹐數十年後仍有很大的可讀性。
    一次周恩來訪問莫斯科﹐在歡迎宴會上周講話時說﹕‘我們中國記者報導聯合國大會開會時寫道﹕西方代表的發言像杯清水﹐維辛斯基的發言像醇濃的伏特加。’宴會的氣氛立即活躍起來。周引用的就是啟平的一篇通訊。”(4)
    這篇通訊﹐是他採寫的<記聯合國第二屆大會>﹐原載於47年10月1﹑2日連續兩天的重慶大公報。
    這次大會是9月16日上午在紐約富勒興草地開幕的。美蘇兩國代表在會上唇槍舌劍﹐針鋒相對。但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講演時像宣讀命令﹐“既平且快﹐毫不動聽”。而蘇聯外長“維辛斯基措辭的辛辣﹐指責的廣泛﹐卻出人意料﹔尤其引經據典﹐長篇大論﹐力斥美國的挑撥製造第三次大戰﹐使會場驚愕﹐緊張到萬分。維氏是總檢察官出身﹐他把美國當作挑戰的罪人﹐以這大會為法庭﹐力舉罪狀﹐提出公訴。他的精神好極﹐揮臂擺手﹐姿勢更加重了說話的分量﹔聲音抑揚﹐目注全場﹐把聽眾整個攝住。維氏說罷﹐連有的美國記者也承認這是大會開會以來最精彩的一篇演說﹔即使不計演辭內容﹐在技術上也是最成功的。如果馬歇爾演說是杯清水﹐維辛斯基是滿杯醇濃的伏特加。”(5)
   
    “十月下旬的陽光已略帶寒意﹐紐約郊外福勒人所共知﹐伏特加是俄國特產的烈酒﹐以辛辣刺激馳名。伏特加而又醇濃﹐力度倍增。朱啟平以此比喻維氏聲情並茂的表演﹐自是貼切之至﹐入木三分。故周恩來也在出使蘇聯時加以徵引﹐並獲良好效果。
    在此之前一年的聯合國第一屆大會第二次會議﹐朱啟平也有一篇報導﹐題為<為下一代祝禱>﹐刊於46年11月21日的大公報﹐其首段寫道﹕
   福拉興草地(Flushing Meadow)草色不全綠了﹐玩球孩子們都穿上厚夾衣。他們有的望著遠處鐵絲網圍著的一座大廈﹐撅著嘴﹐滿臉不高興。他們向同路的客人訴苦﹐聯合國大會在那大房子裡舉行﹐可是他們沒有入場證﹐不能去玩。我便在這些孩子指點之下找到了聯合國會場﹐在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四點參加大會的開幕典禮。(6)
    末段與這活潑自然的開頭遙相呼應﹕
    聯合國全體大會在十月三十一日結束全體論辯(Genaral Debate)﹐會議重心已由福勒興草地的大會禮堂移到成功湖的各委員會中﹐...... 草地附近將漸次恢復寧靜﹐又是玩球孩子們的天下。對這群孩子們﹐他們不知道這大會結果好壞﹐將決定他們以後是遭原子彈炸死﹐還是快活地享受原子能新世界的優裕生活。佇立在這片疏林落日暮靄四起的草地上﹐我默默為他們祈禱。(7)
    這次聯大議題極為廣泛﹐朱啟平將其歸納為四個問題﹕原子彈﹑裁軍﹑否決權(即五大國一致原則)和佛朗哥。最具威脅的當然是原子彈﹐它將會殃及下一代。朱啟平在千頭萬緒中撮其要﹐對讀者最關切的焦點進行評述﹐以求傳達出聯合國大會的神髓。
    除此之外﹐他也報導美國的大選和民主﹑共和兩黨的動態﹐還有美國內政﹑外交的方針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大體上以政治和上層活動為主。
    在他之前﹐大公報先後派駐美國的記者有嚴仁潁﹑楊剛和章丹楓三人﹐其報導內容和形式均與朱啟平有所不同。
    嚴仁穎為天津名宿嚴修之孫﹐赴美最早。整個抗戰期間他都在美國﹐報導該國各方面動態。抗戰勝利他即返津﹐任天津大公報副經理。48年秋辭職再度赴美﹐而朱啟平當時已準備離任返國。
    楊剛是30年加入中共的地下黨員﹐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英國文學系﹐39年接蕭乾之任主編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44年7月離渝赴美入哈佛大學進修﹐在美四年﹐為大公報僎寫了40餘篇長篇通訊和評論﹐48年秋比朱啟平略早離美返國。由於她的學歷﹑經歷和政治背景﹐她兼具“記者的敏銳﹐思想家的睿智和文學家的生花妙筆”﹐“她在文章中用大量事實﹐透徹的分析美國對華政策的動向﹔真實生動地描繪了美國社會的景象﹔細緻刻劃了美國人民的生活風情和純朴可愛的形象。後匯輯為<美國扎記>出版”。(8)48年底她到達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在重慶領導過她的周恩來特地向毛澤東介紹了她﹐毛讚揚了她的美國通訊﹐可見其報導政治傾向之鮮明。
    至於章丹楓﹐則是與楊剛同期赴美的﹐但無楊之政治背景﹐亦不像楊獲得哈佛免費一年的獎學金。他是與蕭乾相仿﹐獲胡政之支持﹐由大公報提供經費﹐於44年夏赴美留學﹐47年夏獲紐約大學歷史學系文學碩士學位後即歸國。在美三年﹐以半工半讀方式為報紙撰寫通訊和拍發新聞電報。他比朱啟平大一歲多﹐原畢業於中央大學歷史系﹐35年即加入大公報﹐長期任編輯﹐實質上是一位歷史學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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