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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最佳政体的再思索(三)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摘要: 我以为,中国最适合采取一种特殊的虚位元首制+内阁制政体,这种政体既具备现代国家政体之形、符合当今中国的国情、民情,又具有君主立宪制的内涵,可以称之为“隐形的君主立宪制”。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9/24/2007

——中国的君师合一传统和未来国家主席的设想



上文已经阐明:重建显性君主制--君主立宪制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中国在共产政权垮台后,非得有一个采取人格化政体的政权,否则无以维持长治久安,对此该怎么办呢?我以为,中国最适合采取一种特殊的虚位元首制+内阁制政体,这种政体既具备现代国家政体之形、符合当今中国的国情、民情,又具有君主立宪制的内涵,可以称之为“隐形的君主立宪制”,对它,我的个人构想是:


国家元首称国家主席,国家主席由无党派人士中的德高望重者担任;国家主席为国防军首脑,有签署命令、提拔将领等管理军队的权力,在战争时期或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宣战和紧急状态由议会多数决定);国家主席负责国家首脑级的接待、出访等外交礼仪活动,不介入政府的运作;国家主席履行任命议会多数党党首为内阁总理的仪式;国家主席履行批准内阁总理的组阁人选的仪式;如果内阁总理在任上死亡或者辞职、离职,国家主席有权立即任命新内阁总理;如果议会通过对内阁总理的不信任案,国家主席有权解除总理的职务,并任命新的内阁总理...


以上的设计,已经把“国家主席”框定为一个政体的人格化的象征、政权的枢纽核心,“国家主席”既具备君主立宪制中的虚位君主的象征性地位,不会形成专制权力,又在可能动乱时具备类实权君主制或总统制中国家元首的稳定国家政权的强有力的职权,以将动乱消弥在萌芽状态中,而且,国家主席的中立化强大威慑力量,又对那些擅长操控民意、“运动群众”、煽动动乱的草根政治野心家弄权形成有力制衡,使得如施明德、宋楚瑜、陈水扁之类的政客耍弄民主政治的法术不至于危害社会和国家。如此的设定,使得国家主席在波澜起伏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成为政权的定海神针;达成这样的目的,也非常适合中国老百姓特别求稳怕乱的需要。


另外应该设计:国家主席身兼国家社会最高精神领袖的职能,国家主席无权强制向社会推行其思想和理念,但是有权动用国家传媒等条件,向国家社会发表有关道德、文化、社会风尚等方面的指导性建议;国家主席是国家、民族的人格化象征,也是国家、民族最高荣誉的人格化象征;为了维护国家主席作为最高精神领袖和国家、民族的人格化象征的形象和权威,国家必须禁止一切对国家主席的批评,国家主席是整个国家社会中唯一享有不受批评权利的特殊公民。


这种设计是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对症下药的一种设定:传统的中国,既无宗教传统、也无法的传统,却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格化政治(人治)传统,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传统王朝那种君师合一的体制最能够维持这种既无宗教传统、也无法的传统的社会的长治久安,传统的中国王朝社会,最高精神领袖名为孔子,实为一国之君,因为孔子是死人,国“教”儒家以君主为核心,是君主掌管着儒家教条的最高解释权。历史上的动乱也表明,抛却这种君师合一的体制,则人心离散,政权乃至社会都会维持不住。西晋灭亡后,五个外族政权割据黄河流域,这些外族政权除北魏以外,都抛弃了儒家主导的君师合一体制,结果黄河流域社会陷入空前的大动乱大崩溃当中,这种局面直至北魏政权一统黄河流域才得以改观。当今的中国,因为共产党的统治,更无宗教传统、更无法的传统,根深蒂固的人格化政治(人治)传统进一步强化。前苏联和东欧共产 国家,在共产政权崩溃后,尚有基督教可以维系人心和社会,而现今的中国,共产意识形态崩溃、社会道德崩坏、原来作为“国教”的儒家已无法主导社会,也没有任何思想和信仰能够凝聚社会的精神,如果不借助最高精神领袖这种人格化的权威的凝聚作用,一旦中共垮台,专制的强制性聚合力消失,中国社会很难不陷入分崩离析境地。传统的中国王朝社会,因为尚有儒家的主导作用,所以皇帝还不用公开彰显实际上的国师--最高精神领袖身份,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和信仰能够凝聚社会的精神,所以必须抓住中国人喜好人格化教化和权威的心理,采取国家主席--最高精神领袖这样的新君师合一的制度,以最有效地维系人心社会稳定、重塑社会道德。


要保障国家主席作为国家社会精神领袖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就必须尽可能地维护具体的国家主席本人的名誉和形象,因而就必须为国家主席个人制造出一种庄严和不受轻慢的特殊个人空间。应当承认:如果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可以任人批评和辱骂,就会形成一种轻慢地氛围,这种氛围能够严重损害领导人的权威。固然,杰出的领导人可以通过政绩和领导的艺术消解解这种轻慢氛围的损害,巩固自己的权威,但并非都能轻而易举,即使优秀如林肯、里根这样的领导人,都曾备受诟病诽谤,在政坛上一度进退维谷,何况那些平庸之辈呢?固然,崇高的德行最终能够战胜诽谤,但是,民众几乎总是理性匮乏、情绪泛滥的,明末的国防栋梁袁崇焕生前被北京市民蜂拥而上、生啖其肉、“咬穿肚腹”......他冤死了一百多年后,终于被认识到其德行的崇高,可惜彼时汉人亡国已有多年,“认识到”又有什么用呢?可见,言辞的诽谤的后果有时是很严重的,言论的自由不能漫无限制,否则会导致诬陷、诽谤、谣言盛行、世风恶劣,甚至会导致社会动乱...近年来台湾的混乱就是一个例子。因此,一个社会,在享用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服从一定的权威、依据一定的准绳。因此也可以看出:一个政权不应该禁止民众批评和辱骂所有的领导人,否则势必形成新的专制,会打击求真务实者、丧失修错能力、不可能强大和长治久安;但是,也不应该任由民众批评和辱骂所有的领导人,否则注定会导致国家社会精神涣散、道德崩坏,甚至政治动乱。国家主席不受批评的设定,就是保障一个社会,在享用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服从一定的权威、依据一定的准绳的设定,这可以使得民众充分运用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和辱骂其他国家和政府领导人)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不受破坏。


尽管制度可以支撑起一个职位的威严,但却不能自动地带给掌握这个职位的人以威望,威望就象陈酿的美酒,它由杰出的才干和崇高的德行酿成,存放的时间越久远越上乘。由于国家主席在国家、政权、社会中承担着核心、枢纽、压舱石和精神领袖的作用,因此,威望对于担任国家主席的人就特别重要。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主席一职由德高望重者担任,担任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由选举产生,而不宜搞世袭制。


虽然世袭制有职权交接班稳定的优势,而且通过世袭制也可以产生名门望族,家族的威望能够带给其成员一定的威信,但是应该看到:上天对人的才干、类型的塑造并不是机械的、门当户对的,科学家的子女往往不能成为科学家、政治家的子女往往没有政治才干、君主的嫡子(长子)往往是君主子女中最不适合继承皇(王)位的人选,因此,中国儒家的君主继承权嫡长制度是最愚蠢的接班人制度,它扶植愚弱的庸才、压制真正适合继承皇位的能干的人才,其结果不是酿成如“玄武门之变”、“靖难”这样血腥的政治动乱,就是导致暴君治国、昏君治国。直到满清雍正帝废除君主继承权嫡长制度,情况才得以改观,但是世袭制仍然解决不了世袭家族的“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生活的骄奢安逸、以及长期的没有外在竞争和挑战,必然造成世袭家族后代进取心、才学乃至身体素质的退化,以致于家族后代人才绝迹,就象满清末年的皇室那样,尽皆酒囊饭袋花花公子愣头青,没有一位能干者。慈禧死后,光绪帝之弟载沣掌握了大权,摄政王载沣虽然身被爱新觉罗家族之威,但因为乱无章法的昏庸施政很快威信扫地,最终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赶下了台。


在君主立宪体制下,实权掌握在首相手里,君主宝座已成为象征性的的虚位,因此,世袭制所产生的昏君、庸君已经无法祸国殃民,但是君主和皇(王)室成员的丑行仍然会给国家形象带来很大的损害 ,英王爱德华七世因为“不爱江山爱美人”而被迫退位、二战期间英王室的亲纳粹丑行都很大地损害了英国的形象、当代英王储查尔斯的性丑闻以及对戴安娜的谋害嫌疑,大大地损害了英王室的声誉和凝聚力。


总之,世袭制会造成接班人的昏庸。连君主立宪制都受到一些世袭制弊端的影响,可见,当今的中国是不适宜采取职位的世袭制,因为当今的中国,亟需有权威的杰出人物统领大局,而且,现今的中国,也没有实施君主立宪制的条件。将来中国的政体设计中,统领大局的国家主席职位,必须由德高望重的能干人士担任,这样的人选必须要通过选举才能找到,必须要通过选举才能服众。


为什么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更容易服众呢?因为人有一个心理规律:人更容易嫉恨靠幸运出身获得财产和地位的人,而不是倾向于嫉恨靠自己的能力公平竞争得来的财产和地位,甚至不那么嫉妒象毛泽东那样的祸国殃民的僭主,因为毛泽东一伙的江山是靠他们自己别着脑袋打下来的。受这种心理规律左右,民众更容易嫉恨靠世袭或其他私相授受形式获得权力的政治领导人,除非靠世袭或其他私相授受形式获得权力的政治领导人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德行,就象俄皇彼得一世、蒋经国、赵紫阳那样。只要是通过真实普选产生的领导人,即便其掌权后的表现差强人意,通常民众对之的憎恨情绪也没有对一个非选举产生的糟糕领导人那样强烈,因为有一个浅显明了的逻辑可以消减民众的憎恨情绪:领袖是民众选出来的,民众选错了人,就得为之承担后果,也就是俗话说的“自作自受”。


当今中国,在显性君主传统已经彻底湮灭的情况下,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的人选非通过选举,长远来看是不能服众的。新的自由中国的第一任国家主席的人选可以由终结中国共产政权的功勋最为卓著者终生担任,因为开国的巨大功勋足以服众,但是第二任、第三任国家主席人选就不能不通过选举产生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破旧立新的功勋可以支撑起威望,他们首先要靠选票服众。

   曾节明 星期五 2007年9月14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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