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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机遇得失新思维:从“九一三”到“八一九”


   ——兼论中国如何抓住即将来临的民主化契机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摘要: 内部争斗的巨大压力、民众反抗的严重挑战,终究会迫使最高权力集团中的袁世凯式的人物,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身家性命而发动政变,推翻中共党内的奇奥赛斯库;同时,为了获取支持和人心,袁世凯式的人物必然要夺取意识形态和道义的制高点,以谋求站稳脚跟、建立新的统治。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10/1/2007
   纲要:
   一,由“八一九”事件谈起:顺应了历史进步潮流就一定能够成功吗?历史重大事件需要重新认识和比较;
   二,新思维看“八一九”事件:决定进步机遇得失的两种主要力量;
   三,新思维看“九一三”事件:毛时代中国“隐性力量”的严重缺失;
   四,新思维看“六四”事件:关键时刻促成进步的“显性力量缺失”;
   五,归纳: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顺应历史进步潮流为什么不是成功的保证。
   六,再看戈尔巴乔夫的伟大;
   七,中国当前两种力量的现状以及民运的最佳对策
   一
   前苏联“八一九”事件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八一九”事件直接造成了前苏联的解体,自此长达七十年的共产专制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被画上了句号,从此人类共产余孽苟延残喘、垂死挣扎、败局已定。“八一九”事件的正义的意义与“十月革命”的邪恶意义一样深远,它是道德对“十月革命”的庄严否定,它是正义对“十月革命”的死刑宣判。
   “八一九”事件过去整整有十六年了,但是至今仍在共产暴政中煎熬的中国人对这一事件却缺少深刻的反思:即使是异议人士,不少人认为“八一九”事件之所以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是因为亚纳耶夫政变集团反历史进步潮流而动,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开明派、以叶利钦为首的变革派,则顺应了历史进步潮流。这种泛泛的认识用来启蒙小学生当然够用,但作为一种反思就太过粗浅,因为这是一种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回避历史事件中敏感部分和难点的“反思”,它不仅掩盖“反思”者的无能和懒惰,也常常误导后人。
   顺应了历史进步潮流就一定能够成功吗?从长远来看也许是的,但就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看却未必。在共产中国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顺应历史潮流的一方都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这就证明了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并不是成功的保证。
   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顺应历史进步潮流为什么不是成功的保障?我试以前苏联的“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国的“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比较,以求说明这个问题,并且看看蕴含其中的、影响了这些个重大事件结局的因素,还有哪些尚未被人们发掘重视。另外,鉴于“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对中国走向影响同样深远,深入比较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国的“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苏联得以和平演变的原因,也能够为精英人士更妥当地推动中国转型、抓住下一次机遇提供经验指南。
   二
   先看“八一九事件”。
   1991年八月十八日,由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络夫、国防部长亚左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控制了莫斯科的要害部门,软禁了正在黑海海滨福罗斯休假的戈尔巴乔夫,八月十九日凌晨,政变分子通过塔斯社播发命令,谎称正在黑海休假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病不能履行职务,由亚纳耶夫接任总统;随即,亚纳耶夫等人又宣布在莫斯科及苏联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一切权力归“紧急状态委员会”;同时,政变集团派出特种部队去逮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叶利钦当时正在俄罗斯联邦官邸“白宫”,出乎亚纳耶夫等人意料的是,叶利钦面对前来捉拿他的部队,毫无畏惧,挺身走出白宫向部队发表 训话,谴责政变是“倒退的”、“反宪法”的,他又爬上一辆坦克发表演讲,就是那篇即兴演讲中有著名那段:“你们可以用刺刀撑起王冠,但你们不能长久...”,在叶利钦极富胆魄的感召下,特种部队倒戈了,消息传出,莫斯科大批民众涌上街头,抗议“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倒退政变,受命开进莫斯科镇压民众的戒严部队拒绝执行向抗议人群开枪的命令,宵禁瓦解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涌上街头抗议......亚纳耶夫等人见大势已去,慌忙派人到黑海向戈尔巴乔夫认错、乞求宽恕,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于八月二十二日飞抵莫斯科,展开清算行动,“紧急状态委员会”除戈普自杀外,全部锒铛入狱,复辟共产专制的倒退政变彻底的失败了。
   前苏联的“八一九”倒退政变,从举事到失败仅仅三天时间,表面上看,是叶利钦站在政变部队坦克上演说的英勇魄力挫败了政变分子,从深层次看,这同样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功效。
   “八一九”事件发生之前,戈尔巴乔夫领导苏联进行了五年的“新思维”改革。由“公开化”运动开始,持续五年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使前苏联各民族受到一次比赫鲁晓夫时代更为广泛和透彻的启蒙,自由民主理念已深入人心,以至于亚纳耶夫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的政变,不仅受到前苏联民众的广泛抗议,也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受令去抓捕叶利钦的克格勃反恐精锐部队“阿尔法”拒绝从命、执行戒严任务的莫斯科卫戍部队拒绝服从向示威民众开枪的命令、前苏联空军甚至威胁,政变分子要是敢向人民开枪,空军就轰炸“紧急状态委员会”总部大楼......在这样悬殊的形势面前,“八一九”政变分子简直成了油锅上的蚂蚁、秋风中蹦跳的几只蚂蚱,怎么可能不迅速失败?
   戈氏发起的“新思维”改革运动彻底拆除了支撑专制权力的支架,不可否认,这固然给了亚纳耶夫、亚左夫、克留奇科夫等苏共顽固派进行复辟专制阴谋活动的空间,酿成了“八一九”事件的爆发,但是,“新思维”改革运动的成果,却也使得亚纳耶夫政变集团迅速失败,戈尔巴乔夫的真诚改革解脱了套在前苏联民族项上的共产枷锁,也救了他自己。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是成功了,戈氏的结局只有比赵紫阳更加悲惨。
   在八一九事件中,开明派和变革派的迅速获胜离不开戈氏政治改革创造的整体环境。如果没有“新思维改革”带来的新闻出版自由、组党自由、学术自由、民主选举...前苏联上上下下就会因为缺乏真实的信息、没有比较和鉴别,因而就不可能对前苏联专制体制的邪恶有着广泛的觉悟,进而也不可能对“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起的倒退政变有着清醒的认识、普遍地进行抵制......叶利钦固然英勇机智、胆魄超群,但是只要当时执行命令的军官稍微坚定一点,历史肯定会改写:先把你绑了,塞进车里,看你如何“英勇机智”?
   在八一九事件中,执行政变命令的军官为什么普遍动摇?因为“紧急状态委员会”不得人心;“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什么不得人心?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戈尔巴乔夫五年来政治改革启蒙的功劳,包括共产党官僚在内的大多数人一旦从铁幕的开口处体验到和煦的暖阳,就再也不允许将铁幕重新封上。整个社会人心的相背,进而影响到体制内人心的相背,这就是整体软力量功效。
   就对政治事件的影响来说,这种整体软力量是由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传统习俗、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造就的政治上的价值取向,俗称“人心”、“民心”,由于它蕴含在整体当中,看不见、摸不着,不妨称之为影响政治事件的“隐性力量”。
   象叶利钦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来的力量,由于具有人格化的外形、并且集中在极少数特殊的政治大人物身上,较为形象直观,因此不妨称之为影响政治事件的“显性力量”。
   实际上,前苏联“八一九”事件之所以出现喜剧性的结果,“显性力量”--叶利钦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振臂一呼的作用不可少,“隐性力量”--戈尔巴乔夫五年来政治改革启蒙所起的作用也不能缺。
   但是中国的精英人士往往片面的注重这两种力量中的一种,中国的历史学者尤其喜欢用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回避对历史事件中敏感部分和难点的分析,这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屡屡不能正确汲取历史教训的原因之一。
   由“八一九”事件可以看出:要成功变革,特殊大人物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显性量”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和体制人心相背的“软力量”同样不能缺少。
   三
   回眸共产中国历史上的“九一三”事件:林立果当年比叶利钦年轻得多 ,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也也比叶利钦的恶劣得多,林立果仍然英勇反抗,可见林立果的英勇机智、超群胆魄决不逊于叶利钦,林立果有不下三个刺死毛泽东的绝佳机会,行动却全部失败,最终落得折戟沉沙的悲惨下场。林立果政变集团“联合舰队”为何有着那样好的机会,最终却惨败收场呢?这就是隐性力量--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人心的“软力量”起了作用:
   “九一三”事件之前,历经毛时代二十二年的全封闭式的愚民洗脑和造神运动,整个中国民族已经非常愚昧,毛泽东已不仅在普通民众中,而且在整个中共官僚集团中,散发出一种神性的光辉,通过血腥内战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本来就拥有打天下的虎威,再加上头上的神性光环,愈发显得凛然不可侵犯,这就无形当中给毛泽东的对手采取主动行动造成了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当时毫无自由信息流通、整个社会无法鉴别,整个中国上上下下普遍视极权暴政为正常,真以为外国人大多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毛主席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因此,杵犯毛主席就如同杵犯老天爷、就等于反对中国国家和民族,再加上中国儒家传统造成的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旧有心理障碍,因此,执行刺杀毛任务的刺客关键时刻拔不出手枪、执行狙击毛专列的特工队关键时刻“找不到”狙击点、执行追炸毛泽东专列的飞行员关键时刻“发不动”飞机,从而眼睁睁地看着毛专列疾驰而去,直达北京!
   极权全封闭社会意识形态洗脑造成的这种强大的“软力量”,使得任何反叛神坛领袖的行为都处于与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对抗的凶险境地,使得反叛行动的具体执行人很难不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据此可知,林立果的惨烈失败的原因,看似某几个人在关键时刻心理出了问题,实际上这个偶然性却包涵深刻的必然因素。
   综上所述,比起中共国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反专制者的命运,前苏联“八一九”事件中的反抗专制者命运之所以迥然不同,正是在于当年的前苏联社会和中共国社会所拥有的这两种力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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