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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制社会的主要精神维护者是儒家而非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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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节明:中国专制社会的主要精神维护者是儒家而非法家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摘要: 在造成中国国民的奴性上,儒家起了远比法家大得多的作用。因为秦政治(法家法术)虽然能够变人为肉体上的奴隶,却不能变人为精神上的奴隶,而精神上的奴隶才是最根本的奴隶,是“坐稳了的奴隶”。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7/27/2007
   由于秦朝消灭了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周朝的分封制社会,秦朝的治国思想是法家思想,有些人便认为维护大一统君主专制社会的是法家,儒家只是受利用,儒家的“仁爱”思想还消减了中国帝王的恶。这种观点其实大谬不然。事实上,儒家和法家共同维护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君主专制社会,此之所谓“内法外儒”。实际上,从维护了大一统君主专制社会上讲,儒家比法家起着更为巨大和深远的作用:
   法家实际上只是一套极权镇压的法术,它的手段无非两大类:物质奖赏和残酷的刑法,法家也因此只有刚性而没有柔韧性,没有操控人心的软力量,法家的赏罚分明、严刑峻法和集权,在整合战争机器对外作战上有优势,但却无能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严苛的刑法和残暴的镇压会逼使人们出于求生本能而激烈反抗。武力强大的秦朝迅速覆亡就是明证。一个政权,哪怕其军事力量再强,如果没有软力量维系内部的忠诚,强大的军事机器反而容易成为政权致命的威胁。当前胡锦涛中央为何一再收买笼络解放军?就是因为中共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灭,没有软力量保证军队忠诚的缘故,这反映出中共寡头们对军队的恐惧心理。
   儒家却有一套操控人心的法术,孔子以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等级秩序(人格的不平等),设计出一套独特的价值标准和伦理道德体系,因此儒家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孔子以降,从董仲舒到朱熹,儒家的传承者们利用君主对专制权力的渴望、利用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乱世的恐惧,把这一套人格不平等的价值观强化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并且发展了出一套完备的维系大一统皇权专制社会的御用次宗教信仰体系。
   儒家提倡的行为准则“忠、孝、仁、义、礼、智、信”尽管因人格的不平等而流于虚伪,但因为披着道德的外衣,就有很大的迷惑力和感召力,人们容易把儒士们的普遍虚伪作为归咎于个人修养的欠缺,而不容易因此而反思儒家的缺陷。在世俗权力的扶助下,儒家以迷人的道德姿态将其“天人合一”理论、“天命观”等神化、圣化君主帝王的理念笼罩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头上,使得整个智识阶层在“向善”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洗脑,认为君主帝王是人格高于凡人的“天子”,从而毫无与帝王人格平等的意识,对君主帝王产生根深蒂固的人身依附观念,这就造成历史上的两种极端现象:臣子对帝王,要么愚忠死谏、要么逢迎拍马,以献媚取宠为能事,唯独没有较为平等的磋商和共事。比如岳飞和海瑞,呕心沥血为帝天下谋,却全然没有自身权利概念;又如蔡京、严嵩,贵为宰相、首辅,在皇帝面前却象北京哈巴狗一样,只知拍马溜须媚上取宠,全然不知做人的尊严,这与中世纪欧洲国家君臣之间较为平等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普遍的奴性观念,麻痹了对社会的反思能力,使得整个社会对暴君统治的忍耐力超乎寻常的强韧。因此,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有助于大一统专制帝制社会的长治久安。谭嗣同所说的,中国两千年来皆行秦政治,是指两千多年来中国王朝社会所采取的体制,都是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的中国的大一统专制帝制体制,而不是指法家思想。秦朝的迅速覆亡和汉、明、清的长久证明:儒家思想远比法家思想更能维护大一统专制帝制社会,中国的大一统专制帝制社会之所以能够毫无进步地绵延两千多年,起主要作用的是儒家。满清入关后,多尔衮 、顺治帝和乾隆帝的血腥暴政,实际上比起秦始皇的暴政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满清能够维持统治两百六十多年而秦朝仅十五年就灭亡?就是因为满清大树儒家理学,而秦始皇彻底排斥儒家。
   一些竭力维护儒家的人说:儒家之所以在历史上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是因为统治者利用和歪曲了儒家思想,儒家决不是维护专制愚民的“奴学”。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因为敏锐的人们首先不禁要问:儒家原来只是中国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为什么中国的专制统治者那样地钟爱儒家思想,以致“独尊儒术”,而不独尊道、墨、佛...?儒家自身有哪些特点特别迎合中国的专制统治者的需要,以致于受到专制统治者如此青睐?再则,儒家在历史上只是被动地受利用吗?公正的人不难发现,历史上的儒家代表人物极尽献媚求宠之能事: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揣着其创造的强化君主专制权力、等级秩序、长幼尊卑的原始儒家愚民统治术,以为晋身之阶,周游列国十四载,为的就是求取一官半职,尽管孔子之道的专制色彩对国君有吸引力,但因为春秋时期列国竞争激烈,孔子那套不思进取扩张、自废武功的治国术适应不了形势需要而受到各诸侯一致的排斥,孔子跑官十多年一无所获,“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孔子是被动受利用吗?他是献媚求宠,但是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
   刘邦登基之初,君臣之间的礼仪非常平等,臣子面君,根本用不着下跪磕头,刘邦和王侯将相们在大殿上平起平坐、甚至相互嬉戏、打闹,这样的“不成体统”,急坏一群秦朝灭亡后刚刚翻身的大小儒士们,以叔孙通为首的四十名大儒煞费苦心的创造了一套烦琐森严的君臣礼制进献刘邦,刘邦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下令试行,这一试,立时享受到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无限威风和巨大的权力快感:
   随着司仪官们递火炬式的一连串高喊“皇帝驾到...”刘邦在禁卫武士的簇拥下耀武扬威而来,恭候在殿前的文武百官都应声跪下,齐声念诵事先背熟的祝贺之词,同时,御史在一边巡视,指出“失仪”的官员,予以罚款,甚至赶出皇宫......1这样一来,百官不得不在刘邦面前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即使桀骜不驯的当年刘邦的流氓拜把兄弟都老实多了,享受到做皇帝的前所未有的快感,刘邦怎么不喜欢这套“礼制”?
   从此的中国,臣子面君,需要象狗一样地匍匐在地。
   试问,叔孙通等儒士们的作为是被动地收利用吗?
   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主动献上神化帝王的“天人合一”理论,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就不仅仅是献媚求宠,而是一种极其丑恶的踩着别人的脑袋往上爬的鄙劣的政治投机行为--通过坑害他人和别的学派谋取荣华富贵。董仲舒的这个建议,和李斯向秦始皇建议“焚书坑儒”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文化专制主义馊点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不如“焚书坑儒”那样野蛮残酷,但却更加丑陋:后者多少有些贵族式的坦率;前者披着道德外衣,包裹的却是十足阴暗龌龊下作的东西!
   南宋时,朱熹炮制出儒家“理学”,把儒家的维护专制性强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理学把对君主、族长、家长的愚忠愚孝抬升到“天理”的层次,提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理学对专制等级秩序的维护已经到了反生命、反人性的地步。朱熹出身官僚家庭,家境宽裕,他本人又长期身为南宋地方官僚,过着优裕的生活,其炮制理学,既不是被迫,也没有受命,其做者缘何?为的是“平天下”--为皇帝发展意识形态以求晋身之阶,说穿了就是为了谋求高官显贵的地位。这从他与当时的大学士陈亮争宠,为之不惜超越学术争论的范畴对陈亮进行人身攻击可窥一斑。
   朱熹求名求宠的真实处世态度在他与另一个官僚唐仲有的争斗中则表现得淋漓尽致:
   朱熹为了指证唐仲有“贪污”,不惜将与唐相好的一个名妓严蕊非法绑架、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企图获取不利于唐仲有的口供,岂料小女子严蕊宁死不屈,这导致朱熹骑虎难下,图谋未能得逞2。这个事件后来被南宋皇帝知晓,导致朱熹被撤职。朱熹企图通过扳倒唐仲有向上爬,反倒搞垮了自己。
   朱熹为了打击政敌,不惜采用残暴不仁的犯罪手段,不仅有违儒家精神,连基本的士绅风度都缺乏;朱熹虽然满口仁义道德,其行为却不如一个妓女来的得有情有义。“严蕊案”生动地反应了朱熹及其“理学”的媚权争宠的假道学本质。
   今天,大儒们不择手段献媚求宠的劲头和功夫,比起其古人不遑多让。以蒋庆为代表的“新儒家”学士,精心投合中共坚持专制独裁统治的 心意,以新名词鼓吹纲常秩序、“圣人”治国...为中共专制统治张目,以新形式鼓吹“忠君爱国”精神,重又散播愚忠愚孝思想。蒋庆、陈明、王达山等人精心选择容易启蒙自由民主意识、中共最为忌惮的宗教--基督教作为炮轰的靶子和排斥的对象,煽动文化民族主义昏热,藉抵制基督教,疯狂抵制西方宪政思想和自由民主理念对中国的影响。蒋庆、康晓光等人还瞅准中共当前意识形态破产,马列毛邓江胡“思想”、“理论”、“学说”实际上几乎无人理睬的窘境,向急于抓权搞独裁的胡锦涛建议,重新树立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动用国家行政力量强行推广......蒋庆、康晓光建议的专断、狭隘、丑恶,其媚上求宠的奴才像,与两千年前的董仲舒有什么两样!?今天的“新儒家”,由于丹、周锋利吹鼓谬论于前台,由蒋庆、陈明、王达山、康晓光等人炮制歪理于幕后,俨然成为中共在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后维系统治的最大软支撑力,以蒋庆为代表的“新儒家”,实际上已经成为继中共之后,中国最反动的社会文化势力。
   由上可见,儒家对专制的维护,决不是一个被动的受利用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投靠君主权力、挖空心思迎合当权者、媚权求宠的过程。
   俗话说:“一只巴掌拍不响”,中国大一统集权专制专制传统的根深蒂固,不单单是因为中国君主帝王的残酷和狡诈,而是中国君主帝王和儒家坑壑一气、相互利用的结果。西方有句谚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儒家长期以来深受中国的君主帝王们喜爱,就在于儒家有一套最适合中国的统治者们巩固和强化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体系。
   秦政治(法家法术)+儒家思想维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王朝专制社会,造成了中国国民深重的奴性,共产党的统治,只是使得这种奴性的状况雪上加霜。在造成中国国民的奴性上,儒家起了远比法家大得多的作用。因为秦政治(法家法术)虽然能够变人为肉体上的奴隶,却不能变人为精神上的奴隶,而精神上的奴隶才是最根本的奴隶,是“坐稳了的奴隶”。秦朝用极端残酷的暴力把国人便成了奴隶,但是秦人在精神上却完全不是奴隶。农民陈胜都能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高贵的反叛气概,是后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或者打出“替天行道”旗帜所能比拟的吗?刘邦、项羽对秦始皇也敢于发出“彼可取而代之”感慨,他们造起反来毫无心理障碍。由于精神上没有成为奴隶,奴隶们善于反抗、勇于反抗,而且一旦挣脱了法家暴政的镣铐,人们立刻可以恢复自由人的健康常态。因此,单凭法家,专制政权无法长治久安。但是一旦儒家和秦政治(法家法术)配合起来效果就不一样了,老百姓不仅肉体,连精神上都成了奴隶,这样不仅能够保证专制政权长治久安、改朝换代是换汤不换药,而且即使专制制度崩溃,由于国民精神上的奴性,也很难建成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历史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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