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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

   写下这个题目,才想起这是精神分析学大师霍伊一本书的书名。霍伊承续弗洛伊德、荣格等人解劫度厄的心力,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写作本书,她的病理揭示应该有着一战的阴影和当时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背景。如今的问题该轮到我们来解答,来处理了。
   
   以此来评论近年我们社会的跨省作案、连环杀人案、校园血案,让人实在不能轻松。半个月前,一个北大的朋友来聊天,谈起北大第一附属医院幼儿园的血案,仍为那些在园里被追杀的孩子萦怀于心,朋友说,得让那些孩子有一个专门的治疗阶段,有着经常的看护程序。否则,血案将给孩子们留下一生的阴影。我的一个朋友,多年前在北京街头被抢劫,他说,那之后的一个月之内,他走在北京的街头都觉得周围是阴暗的、危机四伏的。另一个朋友的妻子,被抢手包,一年之内都没能恢复过来。更遑论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本来脆弱,极易受伤害,需要同类给予更大的力量:爱、关怀等等来抚慰身心创痛。
   
   那么,怎么解释灾难的制造者们,特别是校园血案的那些不可理喻者,他们是怎么变成了精神病人的? 2004年9月11日,在苏州白云街小剑桥幼儿园,砍伤28名儿童的杨国柱据说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而且平时很疼爱孩子,但他砍伤的儿童中,最大者只有6岁。2004年9月20日,在山东莒县第一实验小学砍伤24名学生,其中致1人重伤,10人轻伤,7人轻微伤,凶犯贾庆友的女儿就在那所学校上学。2004年11月25日,在河南汝州市二中,闫彦明闯入一男生宿舍,对熟睡中的学生行凶,共造成8人死亡、4人受伤。闫本人也只有21岁。

   
   这些精神病人最经常的表现是正常,他们之成为凶手的一瞬间却有着极深的精神病理历史,有着极偶然和极单纯的行凶原因。这正是事情的可怕所在。我们不知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多少这种精神病人,但我们知道这种精神病人随时会伤及无辜弱小,并使后者成为精神病毒的携带者。用我们曾熟悉的词,他们随时会反社会、反人类(弱者)。他在头脑中向社会宣战,而我们却一无所知;他在控诉我们,却不告诉我们。
   
   分析社会发展不平衡需要像霍伊那样的心智。但我们的解读自有身历其境的会通同情。快速发展的社会在给个体提供生存的竞争机会时,也给了个体或幽闭或荒漠般的处境,即他越深地卷入社会人群之中,他越意识到自己的孤独无依。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我们在社会上生活,愈是确定无疑地经由知识而进入无知的不安之中,就愈是进入到一种个体的边缘化状态。而理解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有着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
   
   对我们来说,这种处境正是一种文化失落的结果。那种以传统伦理道理制约人的言行的文化,注定消亡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礼崩乐坏。传统中国数代同堂的家教、医者父母心意的精神慰藉、农民社会的差序格局,全部为现代转型的车轮粉碎。传统文化“不傲无告、不废穷民,嘉孺子而哀妇人”的圣人用心,也为现代生活的功利算计所置换。失掉差序格局的个体失去了生存的位置,失去了群己权界的意识;没有心灵保护或精神防线的仪式化,个体的伤痛也就变异成病毒;没有家教,父母兄弟亲人自身的生存都不能自信,空有关怀而无责任,空有口惠而无实至,个体生存的价值意义,个体的敬畏感、同情心也就丧失殆尽。费正清曾说中国之个人不得不面对国家而无社会的归宿感,也正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只领教了生存的险恶,却没能分享社会化生存的温情。我们的文化本就脆弱,如今它让位于市场,自然一切病症争相发作。国家(家庭、学校)退出了个体的生活,个人被抛到社会上、市场中去,他就成为我们时代有待救治的精神病人。这些匹夫个人的权利归宿沦丧,正是顾炎武所区别的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他们成为“道路相率食人”的狼。据统计,今天的大学生到社会上工作几年后,多有心力交瘁,亚健康的神经质感、孤苦感。
   
   以我们一二九一代和四五一代为例,一二九一代已经少有个人的德性力量来示范教化周围了,四五一代的青春少年更是受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范,少有个性品质的自信和坚守,今天,他们在生产方式上要让位于自己的孩子一代,在生活资料上要请教自己的孩子一代。在现代转型,这种不免咄咄逼人的历史进程里,他们在孩子和社会面前少有做人的信仰、少有自己独立不移的价值观、少有生活自我规定的品德、少有人格力量。而他们的孩子,自然更无法无天。他们今天所谓的数字化生存、网络化生存不过是变本加厉的原子化生存。个体从家里走到社会上来,也就如童子一般无知幼稚,如罪犯虎狼一样无畏无忌。学校教育、社会教化等等所谓的主流价值宣教,实在构成不了他个人生存的底线。说到底,今天的学校和社会(媒体)多只是供其消费、供其娱乐的。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很少教化他如何做人。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受污染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自然环境受污染的程度。
   
   因此,说我们时代跟霍伊分析的时代一样,有着众多的精神病人,实非虚语。这些精神病人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却没有价值观、没有道德感、没有言行的底线和准则。就是说,在生态环境之外,我们的世态和心态环境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据说我们一年用以环境治理保护的费用占财政支出的一点四个百分点,用于心态治理的投入恐怕会远远超过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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