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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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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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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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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与犁》之九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九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当三岛由纪夫重建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的梦想破灭之后,他选择了自杀,他企图以生命来“唤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与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日本民族劣根性的鲜活见证。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安妮日记》是犹太少女安妮在被纳粹杀害之前写下的一本真实的日记。这本书让全世界的心灵都为之而震撼,让人们思索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正义。《安妮日记》在全球的销量,日本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也就是说,《安妮日记》的读者中,日本人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人。
   然而,正如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的日本读者,并不是把这本书作为犹太人问题来阅读,而作为一个因战争而被害的天真无邪、纯洁的少女的象征。在阅读的时候,日本人巧妙地完成了一种角色的转变——他们自己成了像安妮那样的战争的受害者。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奸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像顽童一样,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日军的暴行呈现出了一种虐待狂和破坏狂的特征,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日本的历史是一部杀戮不断、硝烟弥漫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血腥内战、八百年的军事统治以及近代以来的对外扩张之后,军事生活形态已经溶入日本的日常文化之中。对许多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战略思想和战斗手法,是数百年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等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自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等各方面,日本依然处在战争思维和权谋观念的应用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而重获新生;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
   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的轰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
   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这种“移魂大法”呢?一方面,日本人非常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权力,并不择手段地去获取权力。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指出:“有史以来,日本武士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的屈从为耻,这和西洋人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显著的差别。”
   日本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日本人的“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论述说:“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军阀悍然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内在动力之一。几百年来,日本的军事统治透过武士阶级升华到一种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上,并彻底融入国家的主流价值之中。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
   一名侵华日军老兵曾说过:“日本武士道是极崇高的、极其伟大、是高深莫测的。在武士道之名刀发出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强都畏惧的深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
   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日本学者田中由纪在《隐藏的恐怖暴行:二战期间的日本人罪行》一书中认为,南京大屠杀等暴行,是由一种名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引起的。日本军队在一开始成军之际,就蕴藏了残暴的高度危险性。
   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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