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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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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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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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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与犁》之一 历史在这里徘徊


   一 历史在这里徘徊
   日本,一个开满美丽的樱花的国度,一个将日常生活高度艺术化的国度。

   日本,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居,曾经是中国文化最热烈的崇拜者和学习者。在日本,最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精髓部分,如服装、建筑、书法、围棋和禅宗思想。
   日本,东亚边陲的一个群岛之国,近代以来却又用武力将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许多都与日本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历史学家郭廷以认为:“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
   日本,今天亚洲最富裕的经济大国,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它是中国对外关系和贸易中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跟我们同为黄种人的大和民族,直到今天依然让我们感到陌生、隔膜和困惑。我们理解日本人,甚至比理解欧洲人和美国人还要困难。
   日本作家、一九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颁奖典礼上用“暧昧的日本”这个词语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的文明。这是一个经典的概括。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很近,在精神气质上却很远,中国人观察日本的时候总是显得雾里看花、扑朔迷离。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中日联合声明》,至此两国真正结束了漫长的战争与敌对状态,实现了邦交的正常化。然而,双方国民之间的不信任感并没有随着一纸声明而全然消失。怀疑与猜忌,疏远与蔑视,依然扎根于那场血与火的战争。
   中国和日本,一个拥有资源,一个拥有技术;一个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个是全球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两国都对对方有着极大的需求,然而又互相猜忌。更为要紧的是,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又都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国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关乎两国的安危,也牵扯着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没有一个人喜欢永远躲在故纸堆中生活,也没有一个民族愿意永远背着历史的包袱蹒跚前行。历史这本大书,总得不断翻开新的一页。很多中国人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宽容和谅解来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然而,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那充满硝烟和血腥的历史,似乎总是难于翻过去。
   这一页的历史翻不过去,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当日本的法庭驳回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诉讼的时候,当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钓鱼岛修建标志性建筑的时候,当日本的历史学者宣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事件的时候,当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再次夺去中国百姓生命的时候,当日本的首相及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中国人民不得不拍案而起,齐声谴责。我们不渲染仇恨,但要捍卫尊严;我们不寻求报复,但要还原历史。因为我们痛苦地发现,那血迹斑斑的历史如此深刻地联系着现实。
   二零零三年八月四日,侵华日军二战期间遗弃的芥子毒气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泄漏,造成四十名中国平民受伤,一人死亡。对此事件,日本政府处理滞后,日本媒体表现冷漠,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与谴责。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了一项有关“八•四”毒气泄漏事件对中国青年影响程度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百分之九十七点九的中国青年关注“八•四”事件,百分之八十三点二的中国青年由此对日印象变坏,百分之八十二点二的中国青年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所谓的“慰问金”。
   受调查者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一个拒不承认历史的日本,我们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慰问金’总让我想起‘嗟来之食’,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日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尽快清除遗弃在我国的所有武器。”
   “对于‘八四’事件,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对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态度感到十分反感和痛恨,对受害者的遭遇表示同情和难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一种“贸易热、政治冷”的怪圈。二零零二年以来,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二零零二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超过九百五十亿美元。
   同时,两国也频频发生贸易争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宣布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大葱、香菇等农产品实行两百天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六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实施反击措施,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机和空调加征百分之一百的关税。这场非同寻常的贸易战持续了半年多。
   中日关系时刻触动着两国民众敏感的神经,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也会被放大。影星赵薇身穿日本海军军旗图案时装事件,湖南广播电台有听众冒充日本人发表辱华言论事件,丰田“霸道”越野车广告事件,均引发了轩然大波。二零零三年,中国政府计划修建从北京到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并采用日方的先进技术。这一消息披露之后,中国民间人士在网络上进行了征集百万签名反对的活动。二零零三年“九•一八”纪念日,数百名日本人在珠海一酒店集体买春,激起了中国民间的愤怒声讨;十月二十九日,因为日本留学生在联欢会上表演下流节目,引发了西北大学学生的游行抗议活动。
   正是因为历史出现了断裂和扭曲,中日两国很难像法德等多次交战的欧洲国家那样“相逢一笑泯恩仇”。正是因为日本在现实中的种种恶劣行径,使得中国人民不得不保持一种本能的防人之心。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友好关系的基础;信任,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前提。“远亲不如近邻”,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天生就是近邻。然而,二战结束之后六十年来,中日两国的一般国民之间,依然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的感觉。尽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签署了二十多年,但两国之间依然处于一种微妙的“后冷战状态”,两国之间的“携手共进”依旧遥遥无期。
   中日两个在实质上互不信任的国家,在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如何建立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国家关系,真正做到和平共处,这是两国政府、知识界乃至民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二零零二年,《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提出在中日关系上淡化历史、展望未来的观点。这篇文章被日本《中文导报》二零零二年中日关系十大新闻之一。
   但是,日本方对中国学者的“新思维”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应。日方拒绝和谈,而以武力解决钓鱼岛争端;日方大幅削减对华贷款,以阻挠中国经济的发展。宽恕没有获得日本的感激,善意也没有赢得日本的认同。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防卫厅统合幕僚会议向防卫厅长官石破茂提交了一份《统一运用研究》的报告,建议整合海陆空的军事力量,将自卫队改为正规军。二零零三年二月,日本议员西村正悟鼓吹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日本国会通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法案》和《自卫队修正案》,即“有事三法案”,使日本拥有了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二零零三年七月五日,日本防卫厅宣布,日本将修改《防卫大纲计划》,使海外派兵永久化。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日本防卫厅最重要的智囊机构日本防卫研究所发表二零零四年版的《东亚战略概观》,认为日本主动攻击敌国的导弹基地在法理上是可行的。
   那些在现实中玩火的人们,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历史的苦难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在那场把人类推到毁灭边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年之后,普通的日本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呢?
   日本曾经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创建于明治初年的靖国神社,多年来一直是日本至高无上的国家神社,国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动都在此举行。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政教分离。神社成为民间的、独立的宗教组织,但它依然被多数日本国民看作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地点修建特定的建筑来纪念先烈和英雄,是这个民族延续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举措。在法国的先贤祠和美国的威林顿国家公墓,前来参观的人们能够感受到伟人和战士们宝贵的献身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形态。这些纪念地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线,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皈依。
   然而,在东京市中心的靖国神社中,我们获得的却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感受。
   在这里,绿树成荫,鸽子飞舞,一派和平安详的景象。然而,每一棵上都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赫然写着当年侵略亚洲各国的日本军队的番号。大门两侧纪念碑上精美的浮雕,分别展示着日军在黄海、满洲、天津、长城等地的赫赫战功。
   战犯与英雄共舞,恶徒与烈士齐飞。在这里,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一千多名战犯的灵位。这些罪恶滔天的刽子手,与“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的进步作出过各种贡献的先辈们一起享受后人的祭拜。
   这幅美丑不分、善恶不辨的图景,就好像在德国科隆大教堂中放置希特勒及其助手们的骨灰一样荒诞离奇。在许多日本人的思维里,“死者无罪”的观念与“侵略有理”的逻辑遥相呼应。
   有人用“日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特色”这种相对主义的说法来解释这一怪异现象。然而,靖国神社的怪异还远远不止于此。
   就在靖国神社正殿左侧,有一座名为“游就馆”的战争纪念馆。所谓“游就”,取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劝学篇》中的名言:“群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意思是说,年轻人居住要选择好的地方,外出要选择好的老师。那么,这座堂皇的“游就馆”,为日本的青年一代提供了怎样的历史教育和精神熏陶呢?
   “游就馆”精心设置的展览,以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为主线,大量篇幅介绍了日本对外扩张的历程,若干次对华侵略战争则是重中之重。在文字和画面介绍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战争罪行的反省,反而充斥着“我们来过,我们干过,我们征服过”的骄傲。展览的结束语是“亚洲各国在战后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仿佛亚洲各国的独立和解放是日本赐予的。
   在“游就馆”的第一个展厅中,赫然陈列着若干战争狂人的照片,两侧是一幅诗词对联,其中文大意是:“为君为人牺牲一切,放弃生命体现价值”。在民主、自由、人权和博爱的价值观得到全球大多数人民认同的二十一世纪,这种散发着腐尸般臭味的专制思想,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日本国民教育的活教材。
   在一楼的武器展厅内,陈列着二战后期日军使用过的最“令人自豪”的武器——“人体鱼雷”。该鱼雷长近十五米,直径一米,重量八点八吨,头部装有一千五百五十公斤炸药,其威力足以炸沉巨型战舰。它只需要一名士兵驾驶,也就意味着每发射一枚要有一名士兵与之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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