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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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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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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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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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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世界
   重新阅读这篇大二时候所写的文字,觉得分外亲切。那时,离我们结束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已经两年了,我有了足够的距离来对自己和自己同龄人的这段历史进行审视、进行观照、进行反思。北京大学1989级、1990级、1991级、1992级和复旦大学1990级、1991级、1991级的学生,一共大约15000人被迫接受了长达一年的所谓“军政训练”,而我恰恰好是北京大学最后的一批军训学生之一。我承受了历史的“后遗症”。当时,我被迫进入“他们的世界”,用他们的方式存在,忍受了巨大的精神上的磨难。我有怨,但我不悔。
   1994年所写的这篇文字,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些幼稚,但是它们如此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我的情感状态和思想状态,展示了当时我对军训的反思所能达到的深度。我把这篇文字看着自己思想历程中的一篇重要的文字,说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毫不夸张的。很快6年过去了,我在整理这篇稿纸都已发黄的文章时,却觉得宛如是昨天所写的,墨迹刚刚干。

   我拒绝遗忘,以我自己的方式。
   ——写在前面的话•2000年春
   其实,那根本算不上苦难。当我看到自己放在箱子底的几套几乎还是崭新的军装时,终于有勇气对自己这样说。军装代表着他们的世界,而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融入他们的世界。即使我自己的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宁愿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之中。
   其实,那仅仅是一段注定了要由我们划上句号的历史。我们充当了这列火车的最后一批乘客,这没有什么幸运与不幸。我们都没有资格抱怨命运。并不是我们缺乏合理的理由,而是因为抱怨本身毫无意义。比起抱怨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的一个生活准则:与其同情自己,不如尊重自己。我有替自己感到无比骄傲的原由——当时,虽然我仅仅是一个不谙人事的少年,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我没有被黑暗所吞没,我没有陷入到卑劣之中。我保持了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我让那些试图“惩罚”我们或者“改造”我们的人感到了后悔——拙劣的“惩罚”和“改造”反而使得对象变得更加聪明。我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想到此,我早已身在美丽的燕园。而燕园的花开花谢也已经两个轮回了。
   一切都需要距离。尤其是回忆。当我身处黑暗之中的时候,整天害怕自己被黑暗所挟裹而去,我是一个脆弱的孩子;当我身处光明之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也曾经是肩负过闸门的那群人之一,那么,我又是一个勇敢的少年。脆弱和勇敢,集中在我的身上。军训的过程中,在我们中间流行着一句笑话——“哥哥调皮,弟弟挨打”。1989年的时候,我们这届学生都还在上初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面对这句充满禅宗机锋的幽默,我却没有一丝一毫想笑的意思。这种幽默无法让人笑。从短暂的、特定的时空来看,我们确实是无辜者,因为我们与上一段历史无关,我们是“身家清白”的70年代出生人;但是,从更加长远的、更加阔大的时空来衡量,我们却又并非完完全全的无辜者,自一出生起我们就被镶嵌在历史之中。
   我不是受虐狂。我对耻辱比谁都敏感。然而,我又对自己说:既然渴望光明,就得直面黑暗。谁让我选择钻石的命运、而不选择沦落为泥潭呢?既然自命为钻石,就得经受最初的、与黑暗为伍的历程,之后才可能从黑暗中冲杀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暗当然不可能赋予钻石以光辉,但是它却能够让钻石的光辉更加耀眼、更加夺目。1992年我参加高考,在填报志愿之前,我就清楚地知道,选择北大对我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到此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一年的“军政训练”。至于“军政训练”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怎样进行的,那却不是一个18岁的、一直就呆学校园里的单单纯纯的少年所能洞悉的了。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一旦选择上北大,就意味着自己将在未来的365个日日夜夜里失去选择的权利。一旦选择进入“他们的世界”,自我将遭到最残酷的压制乃至于消灭。
   我不想渲染自己所经历过的苦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它轻如鸿毛。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著名学者张志扬来。他在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时代里身陷牢笼。据张先生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张志扬在仅有四平方米的囚笼中整整呆了8年的时间,一个人。他的手中只有两套书:一套是中文版的马恩全集,另一套是德文版的马恩全集。他用了8年的时间,仅仅依靠这两套全集,使用最原始的中文词语与德文单词对照的办法,居然完全掌握了德文——不会听、说,却能书写自如的德文。正是用这种办法,张志扬才让自己的精神免于崩溃。我在向张志扬先生的意志和毅力表示深深的敬意的同时,自知本人决没有这样的意志和毅力。如果说没有丝毫的痛苦会让人容易喋喋不休,而过度的痛苦却又会让人陷入永久的沉默之中,那么既然我还有想表达的意愿、而且我的表达又不至于冗长,这就说明我所承受的痛苦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当时,18岁的我猛然看到鲜活的绿色之后无边无际的沼泽地时,震惊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我虽然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世界”,但我能够坚执说:我不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从小就恐惧“井”。在外婆家,有一口深深的老井,我老是担心掉进去。如今,我能否跨过这口“井”呢?这是在我生命历程中,第一次,爱、尊严、希望和怜悯被恨、冷漠、绝望和苛刻所取代,真、善良、坦率和友好被假、恶毒、虚伪和敌视所压抑。石家庄陆军学院这所号称“中国西点”的军营,与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了。我的梦破灭了,我追问——人与人之间难道应当这样?应当是一种施加恐惧与承担恐惧的关系?我从小就厌倦甚至厌恶有关军队、有关武器、有关战争的一切。在情感上,我是一个胆怯的、懦弱的孩子,天生如此。自从出生以来,我就与暴力无缘。一个凶恶的眼神就能够让我恐惧半天,更何况粗暴的语言和行为呢?这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是不“正常”的。与我同龄的男孩子,一般都喜爱军队、喜爱武器、喜爱战争,以勇猛、以粗犷、以凶狠为美。就连女孩子也“不爱红妆爱武装”呢。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成了一棵在荒漠中固执地生长着的小树。1992年9月8日,我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的那一天,18岁突然离我而去,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变得坚强,但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脆弱。我知道,生命中有一份重荷是属于我的、一定要我来承担的。
   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孩子。在军训的时候,我找到的许多做白日梦的机会。军训的全称是“军政训练”,一半是“军事”,另一半是“政治”。所谓的“政治”,对我来说无非是考试时背一条条的条文罢了,这难不倒有记忆天赋的我。于是,当教官在讲台上热情澎湃地宣讲他自己以为正确的或者连他自己也认为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我便倾听窗外白杨树在风中的沙沙的声音。我们的教室在四楼,但高高的白杨树远远比四楼还高,它们才不管什么规矩呢,一个劲地往天上长。树干上的斑痕就像是一双双的眼睛,它们注视着我。我也注视着它们,同时开始做自己的白日梦了。我羡慕白杨树的自由,虽然被种植的时候,它们也是不自由的,但是它们却自由地生长着,向着无穷无尽的天野。每一丛树枝都是一只伸开的手臂,每一丛树枝都是一颗敞开的心灵。我在梦中变成了一棵白杨树。直到猛然醒来,才发觉教官已经讲到《毛选》第三卷了。现在,我在北大的校园里读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观古今于一瞬,抚四海于须臾。”回想起当日的白日梦,简直与书中的描述一模一样。吟咏着这几句话,顿有隔世之感。当时,做白日梦是解放自己的唯一办法——在一个没有一分钟私人的时间、也没有一厘米私人的空间的环境里,难道还有解放自己的其他办法吗?古代有哲人说过:“思想是不说话的言语。”然而,有些愚昧的人,总是以为不让人说话就能够断绝思想和扼杀思想。在那最艰难的环境里,我依然与这一邪恶的理念对抗着。有了白日梦,看上去一点自由也没有的我,却拥有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而那些企图剥夺他人自由的家伙,却沦落到最缺乏自由的境地——他们连因和果都分不清。在历史的链条上,我们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他们最多是上面的尘埃罢了。他们以为自己是主人,把我们当作奴隶来驱使,殊不知我们才是主人——他们连奴隶也不配。
   白天,规范与命令淹没了我们的生活。已经有多久没有追问过“为什么”了呢?他们要我们绝对服从,要我们放弃思考的权利,他们说我们没有权利思考,也没有必要思考。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制定了严格的规矩,这些规矩是屡试不爽的,你们只需要执行就行了。夜晚,等他们用手电筒查完铺,我才自由地开始思考。这时,空虚像闪电一样击中我的心灵。真正的痛苦是没有沟通和交流的痛苦。然而,既然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空虚,已然不是病入膏肓的空虚。病入膏肓的空虚是没有反省的。空虚的极致是麻木。某些肩头星星挤星星的人正是如此,某些与我一同来到这里的同学、已经被诱惑或者征服的同学也是如此。我为自己还有那么多值得执迷和眷恋的而骄傲、而自豪。我尊重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不尊重人的世界。我信任自己,虽然这是一个不信任人的世界。敝帚自珍是此时此刻最宝贵的品质。
   没有人身处黑暗之外。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对黑暗有自己的态度。鲁迅先生说,肩起黑暗的闸门,让孩子们跑到光明的地方去。同时,他对肩着闸门的人是否会被黑暗所吞没有着深深的忧虑。南京的民谣:“找人找不到,自己顶石坟”,成了先生的自况。但先生却没有想到,他去世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闸门要让孩子们来顶,我就是孩子中的一员。你能否顶得起是一回事,别人要你顶又是另一回事。先生早料到他之后的时代会更加恶劣。
   在许多“战友”都抛弃爱、尊严、希望和怜悯,抛弃真、善良、坦率和友好的时候,我依然抱着它们不放。在军训结束前进行的野营拉练中,我们走过太行山深处一个又一个的村庄。这些村庄破败的让我触目惊心。我来自富庶的成都平原,我第一次深入到贫瘠的北方的乡村。我发现村庄的土墙上用白色涂料写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一个被军官们誉为“太行明珠”的村庄,是陆军学院拉练时长期的“结对”村庄,他们派出了上百个小孩在村头迎接我们。然而,我却发现孩子们穿着破破烂烂的,眼睛中是一片茫然与困惑。在孩子们的眼中,我们仿佛是奇异的外星人。在休息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小男孩,大约七、八岁的样子,他对我说:“我想念书!”眼睛眨巴眨巴的,却空空洞洞、没有一点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灵气。原来,他没有上学!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村子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而真正能够入学的孩子却少得可怜。“希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成其为希望。当时,我躲避着孩子的眼睛,无言以对,唯有泪落黄土地——仿佛我也参与了罪恶。肩头的闸门顿时显得如此沉重,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有多少同胞在这样像蚂蚁一样卑微的生存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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