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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跟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的……
·田震价值百万的“名誉”
·记忆与呼喊──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卢跃刚的恐惧
·《铁磨铁》代跋:求索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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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铁与犁》(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历史在这里徘徊
·第二章 近代的歧路
·第三章 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
·第四章 大东亚之梦
·第五章 倾国之痛
·第六章 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七章 光荣与耻辱
·第八章 没有完成的审判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第十章 寻找日本的良心
·第十一章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第十二章 祈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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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暧昧的邻居》(光明日报出版社)
·《暧昧的邻居》目录
·引子
·一:《日本管窥》与《日本人》•翻译老田•日本的“小”
·二:幸福的母亲•无人照看的“红富士”•花岗惨案旧址
·三:“拆碑会”与“护碑会”•护国神社•尹奉吉
·四:三根山•观音与战犯•丹羽庄
·五: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六:松冈环•两个老兵的回忆•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七:一个人的图书馆•天皇诏书•《无言的幽谷》
·八:在路上的王选•天皇的宫殿•对日索赔之难
·九:靖国神社•万爱花的下跪•日本人的募捐
·十:日本的外交目标•社民党的衰落•班忠义
·十一:生鱼片•曾经在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广岛的红灯区
·十二:广岛原爆资料馆•千只鹤•吴港
·十三:本岛市长•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侦探故事
·十四: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十五:春帆楼•“李鸿章道”•长州炮
·十六: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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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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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五四”

   
   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的打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脚下时,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和热烈,正因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谈“弘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二十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所控制和操纵,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我身处“五四”发源地的北大,亦有这种痛切的感觉。“五四”已经退却成一道遥远的背景,我们谈论“五四”,惮憬“五四”,却并不知道“五四”为何物。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许多当事人来得真切。他很少这样热情地称赞一个异国的学生运动:“他们要以学生的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十四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而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沸腾的学运及一系列戏剧性事件背后,杜威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第一个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当许多当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历史地位时,杜威已经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现代中国变革的关键,它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的真精神不仅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和信念。”在“五四”时期,这两种精神是水乳交融,互为因果的状态。然而,二十年代之后,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两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团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张“爱国主义”的旗帜,诱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传统浸染的知识者参与其中。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同时,“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爱国主义”对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神圣的字眼,谁敢对它发生疑问,谁就与“五四”中举国声讨的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无异。因此,“爱国主义”使一切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询就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伪“爱国主义”,在其名义下盲从家长,崇拜权威,思想有许多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
   胡适晚年曾说,“五四”运动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他这里所指的“五四”,正是从被改写的“五四”的意义上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高潮的“五四”运动里,新兴知识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称,中国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论述:“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败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论。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四”改头换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另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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