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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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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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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百姓为何痛恨警察?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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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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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五四”

   
   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的打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脚下时,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和热烈,正因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谈“弘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二十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所控制和操纵,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我身处“五四”发源地的北大,亦有这种痛切的感觉。“五四”已经退却成一道遥远的背景,我们谈论“五四”,惮憬“五四”,却并不知道“五四”为何物。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许多当事人来得真切。他很少这样热情地称赞一个异国的学生运动:“他们要以学生的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十四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而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沸腾的学运及一系列戏剧性事件背后,杜威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第一个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当许多当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历史地位时,杜威已经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现代中国变革的关键,它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的真精神不仅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和信念。”在“五四”时期,这两种精神是水乳交融,互为因果的状态。然而,二十年代之后,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两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团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张“爱国主义”的旗帜,诱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传统浸染的知识者参与其中。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同时,“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爱国主义”对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神圣的字眼,谁敢对它发生疑问,谁就与“五四”中举国声讨的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无异。因此,“爱国主义”使一切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询就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伪“爱国主义”,在其名义下盲从家长,崇拜权威,思想有许多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
   胡适晚年曾说,“五四”运动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他这里所指的“五四”,正是从被改写的“五四”的意义上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高潮的“五四”运动里,新兴知识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称,中国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论述:“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败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论。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四”改头换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另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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