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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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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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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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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五四”

   
   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的打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脚下时,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和热烈,正因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谈“弘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二十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所控制和操纵,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我身处“五四”发源地的北大,亦有这种痛切的感觉。“五四”已经退却成一道遥远的背景,我们谈论“五四”,惮憬“五四”,却并不知道“五四”为何物。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许多当事人来得真切。他很少这样热情地称赞一个异国的学生运动:“他们要以学生的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十四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而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沸腾的学运及一系列戏剧性事件背后,杜威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第一个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当许多当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历史地位时,杜威已经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现代中国变革的关键,它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的真精神不仅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和信念。”在“五四”时期,这两种精神是水乳交融,互为因果的状态。然而,二十年代之后,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两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团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张“爱国主义”的旗帜,诱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传统浸染的知识者参与其中。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同时,“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爱国主义”对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神圣的字眼,谁敢对它发生疑问,谁就与“五四”中举国声讨的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无异。因此,“爱国主义”使一切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询就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伪“爱国主义”,在其名义下盲从家长,崇拜权威,思想有许多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
   胡适晚年曾说,“五四”运动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他这里所指的“五四”,正是从被改写的“五四”的意义上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高潮的“五四”运动里,新兴知识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称,中国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论述:“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败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论。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四”改头换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另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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