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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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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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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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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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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性岂能驯

   
   龙性岂能驯
   ——纪念陈独秀逝世五十五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讯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八年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我认为,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汩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逝世五十五周年——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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