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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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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毕业以后,我虽然居住在北京,但很少去北大。最近几年来,北大不断扮演若干丑闻的主角,北大头上的“神光圈”日渐消退,人们对北大的敬意也越来越少。北大的精神没有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是“常为新”的,北大的校园却是“常为新”的,我住过的三十八楼早已拆完建成新的了,其他的“老房子”也变得越来越少。每去一次,看到校园里种种拔地而起的新建筑,我都颇为伤感。这是一个建筑比人强的时代。青春的甜蜜与苦涩都成为冬日的窗花,成为记忆的草蔓,成为挥手告别的云彩。尽管在北大求学的那几年里,北大已然渐渐陷入低潮,但八十年代传承下来的纯真与浪漫,如同薪火燃尽之后隐藏在灰烬底下的余热,尚能温暖我的心扉。

   在那七年的时光里,我每天从宿舍去图书馆和教室,必然经过三角地。每当经过三角地的时候,蹬得飞快的自行车便会下意识地放慢,看看布告栏上有什么新的消息,有什么学者来讲演,有什么新书的预告,有什么社团的活动。有时甚至特意骑车去三角地看看,说不定有些新的发现。那些花花绿绿的广告,那些或美或丑的字体,是北大独特的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去听了哲学家陈鼓应的演讲,与陈先生有多次交谈的机会,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知识分子嶙峋的风骨;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认识了学海社、时事社等诸多学生社团的活跃分子,虽然我从未加入任何一个社团,但与这些朋友的交往让我眼界大开,知识面也超越了自己的专业领域;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知道了北大周围有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枫书店、雕刻时光咖啡馆等好去处,这些地方成为我的“第二个图书馆”。记得我的新书出版之后,我也请一位书法好的室友,帮助书写了几张大广告,跑到三角地去贴出来。还真有其他系科的同学看到了消息,跑到我的宿舍里来跟我联系、讨论和买书,萧瀚、杨子立等朋友,就是通过三角地认识的,他们是我一生的朋友。可以说,如果没有三角地,我的大学时光不知道会贫乏多少;如果没有三角地,北大的魅力不知道要减少多少!尽管九十年代的三角地比其八十年代的三角地来,已经平平淡淡了许多。流风余韵,依旧荡漾心头。

   后来,当我毕业之后回到北大的时候,一次次地发现三角地广告栏的“有效信息”变得越来越少,铺天盖地的是“新东方”及各种英语培训班的广告。难道这就是北大的全部吗?北大什么时候沦为“留美预备班”了?这不是三角地的错误,也不是这一代学生的错误。还没有细细品味青春时代的青涩滋味,便过早地成熟了、烂熟了,这本身便是一种巨大的不幸。再后来,传出了校方突然下令拆除三角地的消息,大部分的北大学生对此麻木不仁,三角地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三角地的吸引力降低了,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三角地真的没有了,那将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就如同记忆被粗暴地斩断了一般。在三角地被拆除的第四天,《南方周末》在一篇不温不火的报道中描述道:“两名电焊工正给这一小块呈三角形状的绿地安装铁栅栏,焊接枪的火花沿着绿地外围,一截截齐整地吞噬前方一道约五公分深的泥沟。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电子公告牌。……来往赶早自习的学生,在电火光的烟雾与滋滋声中,下意识加快脚步。”

   三角地被拆除,外间的反应似乎比校内的学生还要强烈。对于拆除三角地的决定,北大校长许智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解释说:因为北大明年有奥运赛事,今年年底有奥运测试赛,当然要对校园进行一些整治整顿。“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广告牌,我们还保留了一部分,拆除的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牌,它们实在有损北大的形象。”他强调说:“我看全世界那么多大学,都没有那么乱的。”我去过的国内外的大学,大概没有许校长多,但我所看到景象却跟许校长有所不同。许校长去世界名校,大概只是到富丽堂皇的报告厅作演讲,根本没有深入学生们生活和活动的区域。我却特意到过欧美诸多名校的学生生活区域,发现了许多比三角地更“乱”的地方。对于大学来说,“乱”不见得是一种负面的现象,“乱”表明这所大学的学生思想活跃、活动丰富、生气勃勃,在一张张龙飞凤舞的张贴甚至涂鸦的背后,说不定隐藏着充满奇思异想的、未来的比尔•盖茨呢。大学不是医院、不是监狱、不是军队、不是集中营,不能将大学校园整饬得井井有条、中规中矩、一尘不染的。看来,许校长虽然职掌北大之牛耳多年,其实并未洞悉大学之真谛,治北大宛如治幼儿园,能让北大重新焕发蔡元培时代的荣光吗?

   北大有一个编制超级庞大的“保卫部”。此次拆除三角地,该部门也是“相关单位”之一。据《南方周末》刊登的那篇报道透露,北大保卫部综治办工作人员说,他们准备在这里设立电子信息屏,专门发布学生社团信息,由校团委管理发布内容。这又是一个让人纳闷的“政策”:校团委管理和发布所有社团信息的权力,究竟从何而来?共青团组织与其他北大社团一样,也是一个学生组织,凭什么就可以凌驾于所有社团之上,而成为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主管部门”呢?一旦通过电子信息屏发布的信息经过了审查、筛选和修改,北大学生所获得的信息便不再全面和准确,而成为“二手信息”。这对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显然是祸非福。

   北大不仅失去了三角地,而且还在同步清理“旁听生”。据报道,从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起,北大计划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北大校方称,这与即将开始的本科评估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堵住挤占学校教学资源的个别社会闲散人员。北大校方要求全体学生务必携带学生证或校园卡前往教学楼上课。无学生证或校园卡,将不能进入教学楼。这一举措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弹。其实,此前北大已经实行了若干“精致化管理”的方法,如在每栋学生宿舍门口安装严密的门禁系统,学生必须凭电子卡片才能进入,非本楼的学生要想进入,得有本楼的学生接答之后开门。另外,各个学生食堂也限定非本校人员、无特殊的师生专用的电子饭卡则不能就餐。有些食堂对外来人员前来就餐加收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服务费”。这些措施因为是北大校方的“内部管理方法”,所以一直没有受到外界的关注。

   北大的学术水平在全球究竟排名第几,可谓众说纷纭;但是,北大此种“军事化管理”方法堪称世界第一。此次清理旁听生事件,因为涉及到对北大传统的割裂,以及北大作为公立大学的社会职责等关键因素,引了起知识界广泛的争论。在我看来,没有三角地的北大是残缺的北大,没有旁听生的北大更是残缺的北大。在北大的历史上,若干旁听生所作出的卓越成就,并不亚于正式注册的学生。因此,北大始终都对旁听生“网开一面”,在大多数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赶尽杀绝”。如今,北大试图关上校门,非正式学生不得听讲,真的是为了保障正式学生的权益吗?学者傅国涌评论说:“对北大来说,旁听的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经制度化。大学,顾名思义当然是有容乃大,包括北大在内,大门都应该朝所有的人开放,北大的教学楼应该敞开胸怀欢迎人们来听课,而不是设置诸如‘正规旁听证’之类的人为门槛,更不能用查证件之类的方式拒绝学生之外的其他人旁听。那绝对不是大学之大,只能是大学之小,小气、小心眼的小。”在各界隆重纪念西南联大七十周年、缅怀西南联大的辉煌成就的时刻,北大偏偏抛弃自身的优秀传统;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公共化、信息技术席卷大学校园的今天,北大偏偏重新走向“闭关锁校”的回头路,实在让人遗憾,让人迷惑。

   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就曾经结识过不少的旁听生。他们对北大充满了向往,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获得北大的学籍,遂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住在北大附近,成为北大的旁听生。他们当中,有的人是辞去了很好的工作,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里,每天啃着馒头白菜,却乐此不疲;也有人一边听课,一边准备考取北大的研究生,最早赶到教室,却最迟离开。他们的存在,是对许多拥有正式学籍的学子的激励。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都著书立说,让正统出身的北大学子刮目相看。

   蔡元培校长所张扬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此处的“包”,当然是将旁听生也包括在内。在北大历史上,还真有正式学生不满于学制的限制,自愿转为旁听生的例子。一九二三年,朱谦之、缪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学生声明自由听课,不要北大文凭。这十七个人被称为“自绝生”,但他们日后大多学有所成。如朱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四十二部,译著两部,论文一百余篇,其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有些研究领域在中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著名学者王亚南曾赞誉说:“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知其生平考,均交口称道。”当朱谦之等人宣布放弃北大文凭和学籍,自愿降格为“旁听生”的时候,北大校方宽容待之,让他们继续享用北大的学术资源。可以说,在朱谦之等人当学生期间,如果没有此类“异想天开”,便没有他们日后的成就;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北大校方的宽容,也就没有朱谦之等人日后的卓越成就。但是,可以想象的是,要是朱谦之等人的故事放在今天的北大,他们必定立即失去学生证、图书证、饭卡以及其他种种证件。于是,他们连宿舍、图书馆、教学楼、食堂和浴室都进不去,还能读到什么书、听到什么课、做出什么学问来呢?

   今天的北大校方完全漠视北大的传统,肆意扭曲北大的精神,一手拆毁三角地,一手驱逐旁听生,还美其名曰“美化校园”、“清理门户”。殊不知,这些做法乃是自毁长城。对此,傅国涌追问说:“大学就是大学,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说,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是包容各种学问、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之所以为大,靠的不是等级森严,不是戒律俨然,不是关起门来,相反,开放是大学的生命,世界各国乃至中国百年的高等教育史无不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看来,只有重建北大三角地亮丽的风景、重新向旁听生敞开大门,北大才能恢复生机和活力。不知北大校方愿意听取一名北大校友真诚的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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