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余杰文集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
*
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
*
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
*
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毕业以后,我虽然居住在北京,但很少去北大。最近几年来,北大不断扮演若干丑闻的主角,北大头上的“神光圈”日渐消退,人们对北大的敬意也越来越少。北大的精神没有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是“常为新”的,北大的校园却是“常为新”的,我住过的三十八楼早已拆完建成新的了,其他的“老房子”也变得越来越少。每去一次,看到校园里种种拔地而起的新建筑,我都颇为伤感。这是一个建筑比人强的时代。青春的甜蜜与苦涩都成为冬日的窗花,成为记忆的草蔓,成为挥手告别的云彩。尽管在北大求学的那几年里,北大已然渐渐陷入低潮,但八十年代传承下来的纯真与浪漫,如同薪火燃尽之后隐藏在灰烬底下的余热,尚能温暖我的心扉。

   在那七年的时光里,我每天从宿舍去图书馆和教室,必然经过三角地。每当经过三角地的时候,蹬得飞快的自行车便会下意识地放慢,看看布告栏上有什么新的消息,有什么学者来讲演,有什么新书的预告,有什么社团的活动。有时甚至特意骑车去三角地看看,说不定有些新的发现。那些花花绿绿的广告,那些或美或丑的字体,是北大独特的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去听了哲学家陈鼓应的演讲,与陈先生有多次交谈的机会,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知识分子嶙峋的风骨;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认识了学海社、时事社等诸多学生社团的活跃分子,虽然我从未加入任何一个社团,但与这些朋友的交往让我眼界大开,知识面也超越了自己的专业领域;正是循着三角地的广告,我知道了北大周围有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枫书店、雕刻时光咖啡馆等好去处,这些地方成为我的“第二个图书馆”。记得我的新书出版之后,我也请一位书法好的室友,帮助书写了几张大广告,跑到三角地去贴出来。还真有其他系科的同学看到了消息,跑到我的宿舍里来跟我联系、讨论和买书,萧瀚、杨子立等朋友,就是通过三角地认识的,他们是我一生的朋友。可以说,如果没有三角地,我的大学时光不知道会贫乏多少;如果没有三角地,北大的魅力不知道要减少多少!尽管九十年代的三角地比其八十年代的三角地来,已经平平淡淡了许多。流风余韵,依旧荡漾心头。

   后来,当我毕业之后回到北大的时候,一次次地发现三角地广告栏的“有效信息”变得越来越少,铺天盖地的是“新东方”及各种英语培训班的广告。难道这就是北大的全部吗?北大什么时候沦为“留美预备班”了?这不是三角地的错误,也不是这一代学生的错误。还没有细细品味青春时代的青涩滋味,便过早地成熟了、烂熟了,这本身便是一种巨大的不幸。再后来,传出了校方突然下令拆除三角地的消息,大部分的北大学生对此麻木不仁,三角地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三角地的吸引力降低了,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三角地真的没有了,那将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就如同记忆被粗暴地斩断了一般。在三角地被拆除的第四天,《南方周末》在一篇不温不火的报道中描述道:“两名电焊工正给这一小块呈三角形状的绿地安装铁栅栏,焊接枪的火花沿着绿地外围,一截截齐整地吞噬前方一道约五公分深的泥沟。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电子公告牌。……来往赶早自习的学生,在电火光的烟雾与滋滋声中,下意识加快脚步。”

   三角地被拆除,外间的反应似乎比校内的学生还要强烈。对于拆除三角地的决定,北大校长许智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解释说:因为北大明年有奥运赛事,今年年底有奥运测试赛,当然要对校园进行一些整治整顿。“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广告牌,我们还保留了一部分,拆除的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牌,它们实在有损北大的形象。”他强调说:“我看全世界那么多大学,都没有那么乱的。”我去过的国内外的大学,大概没有许校长多,但我所看到景象却跟许校长有所不同。许校长去世界名校,大概只是到富丽堂皇的报告厅作演讲,根本没有深入学生们生活和活动的区域。我却特意到过欧美诸多名校的学生生活区域,发现了许多比三角地更“乱”的地方。对于大学来说,“乱”不见得是一种负面的现象,“乱”表明这所大学的学生思想活跃、活动丰富、生气勃勃,在一张张龙飞凤舞的张贴甚至涂鸦的背后,说不定隐藏着充满奇思异想的、未来的比尔•盖茨呢。大学不是医院、不是监狱、不是军队、不是集中营,不能将大学校园整饬得井井有条、中规中矩、一尘不染的。看来,许校长虽然职掌北大之牛耳多年,其实并未洞悉大学之真谛,治北大宛如治幼儿园,能让北大重新焕发蔡元培时代的荣光吗?

   北大有一个编制超级庞大的“保卫部”。此次拆除三角地,该部门也是“相关单位”之一。据《南方周末》刊登的那篇报道透露,北大保卫部综治办工作人员说,他们准备在这里设立电子信息屏,专门发布学生社团信息,由校团委管理发布内容。这又是一个让人纳闷的“政策”:校团委管理和发布所有社团信息的权力,究竟从何而来?共青团组织与其他北大社团一样,也是一个学生组织,凭什么就可以凌驾于所有社团之上,而成为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主管部门”呢?一旦通过电子信息屏发布的信息经过了审查、筛选和修改,北大学生所获得的信息便不再全面和准确,而成为“二手信息”。这对于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显然是祸非福。

   北大不仅失去了三角地,而且还在同步清理“旁听生”。据报道,从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起,北大计划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北大校方称,这与即将开始的本科评估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堵住挤占学校教学资源的个别社会闲散人员。北大校方要求全体学生务必携带学生证或校园卡前往教学楼上课。无学生证或校园卡,将不能进入教学楼。这一举措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弹。其实,此前北大已经实行了若干“精致化管理”的方法,如在每栋学生宿舍门口安装严密的门禁系统,学生必须凭电子卡片才能进入,非本楼的学生要想进入,得有本楼的学生接答之后开门。另外,各个学生食堂也限定非本校人员、无特殊的师生专用的电子饭卡则不能就餐。有些食堂对外来人员前来就餐加收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服务费”。这些措施因为是北大校方的“内部管理方法”,所以一直没有受到外界的关注。

   北大的学术水平在全球究竟排名第几,可谓众说纷纭;但是,北大此种“军事化管理”方法堪称世界第一。此次清理旁听生事件,因为涉及到对北大传统的割裂,以及北大作为公立大学的社会职责等关键因素,引了起知识界广泛的争论。在我看来,没有三角地的北大是残缺的北大,没有旁听生的北大更是残缺的北大。在北大的历史上,若干旁听生所作出的卓越成就,并不亚于正式注册的学生。因此,北大始终都对旁听生“网开一面”,在大多数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赶尽杀绝”。如今,北大试图关上校门,非正式学生不得听讲,真的是为了保障正式学生的权益吗?学者傅国涌评论说:“对北大来说,旁听的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经制度化。大学,顾名思义当然是有容乃大,包括北大在内,大门都应该朝所有的人开放,北大的教学楼应该敞开胸怀欢迎人们来听课,而不是设置诸如‘正规旁听证’之类的人为门槛,更不能用查证件之类的方式拒绝学生之外的其他人旁听。那绝对不是大学之大,只能是大学之小,小气、小心眼的小。”在各界隆重纪念西南联大七十周年、缅怀西南联大的辉煌成就的时刻,北大偏偏抛弃自身的优秀传统;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公共化、信息技术席卷大学校园的今天,北大偏偏重新走向“闭关锁校”的回头路,实在让人遗憾,让人迷惑。

   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就曾经结识过不少的旁听生。他们对北大充满了向往,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获得北大的学籍,遂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住在北大附近,成为北大的旁听生。他们当中,有的人是辞去了很好的工作,住在没有暖气的平房里,每天啃着馒头白菜,却乐此不疲;也有人一边听课,一边准备考取北大的研究生,最早赶到教室,却最迟离开。他们的存在,是对许多拥有正式学籍的学子的激励。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都著书立说,让正统出身的北大学子刮目相看。

   蔡元培校长所张扬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此处的“包”,当然是将旁听生也包括在内。在北大历史上,还真有正式学生不满于学制的限制,自愿转为旁听生的例子。一九二三年,朱谦之、缪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学生声明自由听课,不要北大文凭。这十七个人被称为“自绝生”,但他们日后大多学有所成。如朱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四十二部,译著两部,论文一百余篇,其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有些研究领域在中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著名学者王亚南曾赞誉说:“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知其生平考,均交口称道。”当朱谦之等人宣布放弃北大文凭和学籍,自愿降格为“旁听生”的时候,北大校方宽容待之,让他们继续享用北大的学术资源。可以说,在朱谦之等人当学生期间,如果没有此类“异想天开”,便没有他们日后的成就;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北大校方的宽容,也就没有朱谦之等人日后的卓越成就。但是,可以想象的是,要是朱谦之等人的故事放在今天的北大,他们必定立即失去学生证、图书证、饭卡以及其他种种证件。于是,他们连宿舍、图书馆、教学楼、食堂和浴室都进不去,还能读到什么书、听到什么课、做出什么学问来呢?

   今天的北大校方完全漠视北大的传统,肆意扭曲北大的精神,一手拆毁三角地,一手驱逐旁听生,还美其名曰“美化校园”、“清理门户”。殊不知,这些做法乃是自毁长城。对此,傅国涌追问说:“大学就是大学,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说,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是包容各种学问、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不是衙门,大学之所以为大,靠的不是等级森严,不是戒律俨然,不是关起门来,相反,开放是大学的生命,世界各国乃至中国百年的高等教育史无不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看来,只有重建北大三角地亮丽的风景、重新向旁听生敞开大门,北大才能恢复生机和活力。不知北大校方愿意听取一名北大校友真诚的建议吗?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