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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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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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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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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政府

   
   物业管政府
   
   最近,湖南卫视播出一则新闻:长沙市政府新落成的办公楼,准备实行公开招标,邀请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中标的物业公司,先进行为期一年试验性质的管理,如果效果良好,双方将在第二年签订为期四年的合同。这样,政府机关就可以精简人员、提高效率。据说,实施这一新举措,每年政府的办公经费将节约数百万元。
   在我看来,此举最大的意义倒不在于节约政府的运作成本,而在于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高高在上的形象。政府部门“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在北京的一些政府机关体现得尤其突出。在京城,即使是一家并不显要的部门,也修筑高高的大门、布置森严的门卫,老百姓要找上门去办点事情,得费上当年关公“破五关、斩六将”的周折。有一次,我到国家人事部递送一份材料,门卫不让进门,在寒冬的风雪中,我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有一名工作人员出来接收材料。六百年帝都的历史,造成了北京严重的官僚习气。本来,政府的存在是为公民、为纳税人服务,但是,我们的某些政府公务员们,心目中没有多少“服务”意识,高高的衙门槛,让他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老爷”心态。

   而长沙市市政府邀请现代物业公司参与管理,这种改革措施本身就是让政府放下架子,走向民间。“物业管政府”一旦成为事实,将对政府大大小小公务员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使之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产生清晰的体认和界定。美国学者威尔逊在《美国的官僚政治》一书中指出,可以用四个标准来衡量公共事业由私人来承担的后果,即效率、公平、责任和权限。他提出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假定政府决定做某件事情,那么某公共机构或私立机构是否会用代价最小、最公正和最负责任的方法完成这件事?而且,承担这件事的实体直接分享国家的权力,这样做的意义如何?”经济学家萨瓦斯等人曾经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例如,他们对美国、加拿大、瑞士及日本的公私垃圾收集业作了对比研究,绝大多数指标都显示,私人收集垃圾比政府更有效。研究结果还表明,在供水、街道清扫、船只保养、房屋建筑、学校班车运营以及铁轨维修等方面,私人经营比政府经营的成本要低得多。因此,在现代社会,政府应当放弃“大而全”的建构,由“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
   长沙的做法,开了一个好头。其他地方的政府部门,能不能快点跟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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