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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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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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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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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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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政府

   
   物业管政府
   
   最近,湖南卫视播出一则新闻:长沙市政府新落成的办公楼,准备实行公开招标,邀请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中标的物业公司,先进行为期一年试验性质的管理,如果效果良好,双方将在第二年签订为期四年的合同。这样,政府机关就可以精简人员、提高效率。据说,实施这一新举措,每年政府的办公经费将节约数百万元。
   在我看来,此举最大的意义倒不在于节约政府的运作成本,而在于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高高在上的形象。政府部门“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在北京的一些政府机关体现得尤其突出。在京城,即使是一家并不显要的部门,也修筑高高的大门、布置森严的门卫,老百姓要找上门去办点事情,得费上当年关公“破五关、斩六将”的周折。有一次,我到国家人事部递送一份材料,门卫不让进门,在寒冬的风雪中,我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有一名工作人员出来接收材料。六百年帝都的历史,造成了北京严重的官僚习气。本来,政府的存在是为公民、为纳税人服务,但是,我们的某些政府公务员们,心目中没有多少“服务”意识,高高的衙门槛,让他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老爷”心态。

   而长沙市市政府邀请现代物业公司参与管理,这种改革措施本身就是让政府放下架子,走向民间。“物业管政府”一旦成为事实,将对政府大大小小公务员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使之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产生清晰的体认和界定。美国学者威尔逊在《美国的官僚政治》一书中指出,可以用四个标准来衡量公共事业由私人来承担的后果,即效率、公平、责任和权限。他提出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假定政府决定做某件事情,那么某公共机构或私立机构是否会用代价最小、最公正和最负责任的方法完成这件事?而且,承担这件事的实体直接分享国家的权力,这样做的意义如何?”经济学家萨瓦斯等人曾经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例如,他们对美国、加拿大、瑞士及日本的公私垃圾收集业作了对比研究,绝大多数指标都显示,私人收集垃圾比政府更有效。研究结果还表明,在供水、街道清扫、船只保养、房屋建筑、学校班车运营以及铁轨维修等方面,私人经营比政府经营的成本要低得多。因此,在现代社会,政府应当放弃“大而全”的建构,由“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
   长沙的做法,开了一个好头。其他地方的政府部门,能不能快点跟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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