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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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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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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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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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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生活当相声

   
   莫把生活当相声
   
   近日,相声演员牛群以副县长的身份,到安徽省蒙城县“下基层作调研工作”。消息刚刚传开,全国58家媒体近百名记者,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前往采访。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到安徽日报等地方媒体,无不将焦点对准牛群。蒙城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专程到机场“接驾”,为了表示“活动”的隆重,该县还特地从学校和车站借了15俩汽车,风风光光地跟随前后。大批军警指挥交通、维持治安,街道两边更是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牛群的妻子也随车检阅这一盛况。
   初到蒙城,第一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参观村子、接见村民、走进工厂,并为“蒙城县黄牛畜牧局”揭幕。一路风尘仆仆,前呼后拥。为了迎接大明星和庞大的记者团,蒙城县县委宣传部和广电局在假日酒店设立了临时的“新闻中心”,要见牛县长的记者必须缴纳三百元的“买路钱”。

   《成都商报》上的这则报道写得有鼻子有眼睛,中规中距,仿佛是报道某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程。我不知道,写这则新闻的记者究竟真的是以严肃的态度来描述,还是故意使用“正剧”的格式来写作“喜剧”。如果是后者,我就应该对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才真正得到了幽默的精髓。
   当县长,是牛群艺术生涯中最杰出的一项行为艺术。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了他此前表演过的所有相声节目。文化名人到县城“挂职锻炼”,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保留节目。前两年,著名作家贾平凹也被中国作家协会安排到南方某县城担任父母官,意思是让他“体验生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然而,当了一两年的官员以后,大作家此后出版的作品并没有“更上一层楼”,而他任职地方的老百姓生活状况也没有任何改善。在我看来,“生活”是作家自身拥有的,绝不是经过“安排”后才产生的。“挂职锻炼”不仅对文化人本身没有益处,更遭殃的还是朴素的老百姓,他们莫名其妙地迎来毫无施政能力的“父母官”,他们的命运居然由这样不用负责任的“父母官”来左右。一旦出现问题,从京城来的大名人一拍屁股就走人,受苦受累的还是老百姓自己。
   我感到更加不可理喻的是那些像苍蝇一样叮着明星瞎忙乎的记者们。难道真的如《圣经》所说“日光底下无新事”,非得去凑牛大明星大热闹,才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增加报纸的发行量?有那么多困苦的农民、失业的工人,有那么多脆弱的个体、受伤的心灵,需要媒体去关注、去体验、去报道、去呼吁。当这些普通公民在呻吟、在诉说、在哭泣的时候,记者们却熟视无睹,奔跑着追赶牛大明星去了。
   生活有的时候比相声还要让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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