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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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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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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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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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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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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与版税

   
   奖项与版税
   
   刚刚不惑之年的作家阿来,其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以全票获得了新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而且该书的英文本在美国得到十五万美元的“天价”,真是喜上加喜。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记者问他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在获奖与版税之间,你更看重哪一种?”
   阿来坦率地回答说:“当然是版税。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精神产品,在写作的过程中,作家本人就已经充分体验到了精神的愉悦。因此,在作品出版和销售过程中,作家理应有获得丰厚物质报酬的权利。就我个人来说,从来没有瞧不起金钱。我很喜欢钱,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获奖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假如让我在获奖和版税之间作出唯一的选择,我会选择版税的。”

   阿来的话,说的很实在,也很真诚。因为阿来是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长大的藏族作家,比起某些在酸腐的文化圈子中浸染久了文人,更有一种纯真自然的本性。这也正是阿来让我欣赏的地方。我认为,阿来的话里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在今天的中国,各方面大大小小的评奖,水份都很大,当不得真。就茅盾文学奖和长江读书奖来说,它们分别是文学界和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奖项,同时也是受到颇多非议的奖项。诸如评奖规则的设置有先天的缺陷、评奖的过程没有充分的透明度、评委的年龄偏大以及知识结构存在缺陷等等,都有人进行尖锐的批评。而且,许多奖项在“政府奖”与“民间奖”之间,想脚踏两只船而不得,结果弄得地位尴尬、“妾身不明”。因此,在中国要诞生像诺贝尔奖那样有世界范围内的声誉、能够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大奖,还需要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奖者可以高兴一阵子——这是人之常情,但千万不能以为,自己获了奖便成了“点石成金”的超人。
   第二,文化人应该正确处理文化与金钱的关系。在有着蔑视金钱和商业的文化传统、而今天又崇尚金钱万能的中国,文人与金钱的关系,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艺术创造就如同空中楼阁,无从着手;没有经济地位上的相对独立,在艺术领域内自然就难以展开飞翔的翅膀。所谓的“文人固穷”的说法是靠不住的。艺术成果作为一种产品,当然需要进入市场,换取相应的物质报酬。但是,作家又不能沦落到一味“为金钱写作”的地步。那么,作家该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赚实心钱、血汗钱;用古人的书面语来说,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调侃自己爱财的阿来、荣辱不惊的阿来,他有轻松自如的心态,我相信他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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