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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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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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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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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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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的恐惧

   
   对自由的恐惧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则关于电冰箱的广告。画面是一个温馨的现代小家庭,男主人高声喊:“我要自由!”于是,一台电冰箱凌空飞来,一家人从里面取出五花八门的食品和饮料,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这本来是一则创意和画面都十分平庸的产品广告,没有想到却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主管意识形态的有关人士尖锐地指出:“怎么能够公开喊要自由呢?作为党的喉舌,你们宣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们宁可少收入几百万,也不能够播放这样的广告!”于是,中央电视台受到了严厉的指责,立刻将次广告停播了。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件天方夜谭般的趣事。我打开电视看了大半个晚上,果然在原来那个时间段里,那则广告不翼而飞了。

   某些人为什么如此惧怕“自由”这个词呢?在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批判者创造出“自由化”这个奇怪的词语,并在它的前面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定语。而这种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居然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度里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血滴子”。谁一旦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谁就立刻变成没有人敢接近的“另类”(绝不是今天人人都在标榜的“另类”),几乎就像艾滋病人一样处处受到歧视。实际上,在马克思伟大著作里,谈及“自由”的地方比比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打破身上的锁链,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得自由吗?如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语作语义分析,首先,“化”表示一种趋向、趋势,也就是说正在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变化,这难道不正是马克思所希望发生的情况吗?马克思一生参与社会实践、著书立说,不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吗?“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为什么要把这样美好的词汇拱手奉献给资产阶级呢?我认为,“自由”是所有国度、所有种族的人都热爱的一种生命的“基本元素”。“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响彻每一寸有生命呼吸的土地。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不仅是人类,就是一些低等动物,它们也有着对自由最本能的渴望。没有不热爱天空的老鹰,没有不热爱海洋的鲸鱼,也没有不热爱平原的猎豹。要飞翔,要游泳,要奔跑,这都是它们的天性使然。作为人类,当然还要求更高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很多的自由。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容质疑也不容剥夺的。
   那些人恐惧自由,闻自由而色变,根本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谓“真理”感到心虚。因为一旦人民有了自由,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写作,他们所宣扬的“真理”立刻就会蜕去糖衣,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对于自由的本质,罗莎•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书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从中央电视台“无心插柳”的遭遇和某些新闻检察官病态的敏感中,我们可以对中国当前新闻出版自由的状况作一个基本的评估。80年代以前的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来洗脑的老方式,已经让位于90年代以来利用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来渗透一元化思维的新方式。正如查尔斯•瑞奇在《反对体制》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处于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一个对自由有着强烈的热爱、并愿意将拥有自由的快乐与所有同胞分享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到俄罗斯大文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所面对的问题那里——“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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