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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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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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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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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角落

   被遗忘的角落
   
   2000年3月29日凌晨,河南焦作市“天堂”俱乐部发生火灾。老板为躲避警察的搜查,平时都将大门反锁。火灾发生之后,里面观看淫秽录像的近百人无法逃生,最后74人被活活烧死。
   遇难者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农村来的民工。这些民工一般从事建筑行业,干沉重的体力活。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度恶劣,据《南方周末》的记者报道说,附近工地上的民工们,许多甚至没有床,就在刚刚搭起骨架的毛坯房里打地铺。对于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的青年来说,物质上的困乏是可以忍耐的,因为打工挣的钱远远多于在家乡从事农业的收入,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攒钱回家娶媳妇;然而,精神上的困乏却更让他们痛苦,没有书、没有电视,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方式。“天一黑就要停工,一点都不想往这地上躺,躺下了也睡不着,闷啊。”一个叫宋明华的小伙子说。于是,他们只好逛街、看录像。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种角落遍布中国每一个城市。城市居民对民工基本抱着厌恶的态度,他们认为民工的涌入使得城市变肮脏了、变危险了。在北京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甚至义愤填膺地说:“让他们滚回农村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城市和农村的分割,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殊不知,这恰恰与现代人权观念背道而驰: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有权利选择生活在自己国度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三条庄严宣布:“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到城市来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这是民工的基本权利。更何况他们从事的大都是最低贱、最肮脏、也是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每年春节当民工们返回家乡的时候,许多大城市里垃圾遍地、下水道堵塞而无人清理,就连街头擦皮鞋的摊子也没有了。这时,城里人才开始感觉到生活的不舒适,才感到自己的生活与那些穿着破烂的民工之间有着某种割不断的联系。

   1949年以来,对农民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政治上的极端歧视、文化上的全面排斥,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不发生焦作的这次恶性火灾事故,又有谁会去关注民工的生活呢?正如记者的追问:“他们业余时间都干什么?他们有没有电视?能不能看上电影?他们有没有可读的书报杂志?有没有哪个部门或者组织去关心过问这些问题?”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也要求幸福、自由和尊严,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官员们忘记了他们,这是当然的;知识分子们也忘记了他们,却不能原谅——这种遗忘也就意味着对良知的背叛。
   2000年5月,北京大学一名一年级的女生被歹徒杀害。此事激起了北大学子的公愤,数千人聚集起来,要求校方允许在校园内举行悼念活动。刚开始,校方害怕因此导发新的学生运动,坚持低调处理,但在学生的压力下,最后被迫同意了举办追悼会等要求。学生们的要求当然是正当的,但是在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凛然”的姿态,却让我觉得十分虚伪——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大地上,每天都有无数最底层的农民被折磨、被迫害、被监禁、被掠夺乃至死亡,就像焦作事件一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地发生着。然而,我们伟大的北大学子们,有几个人会去关注他们的命运呢?难道只有天之骄子的北大学生才算是人,才值得去纪念,而那些无名的底层民众就应当被遗忘?我厌恶这一自命不凡的混蛋逻辑,我厌恶这一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息息相关,无论是天之骄子还是与他们同龄的在城里打工的民工和依然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地球”的农民。遗忘他们的命运,也就是遗忘我们自己的命运;只关心我们自己的命运,最后我们会发现自己获得的是一个空壳。只有少数人享有尊严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让我们把目光对准那些曾经被遗忘的角落,也对准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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