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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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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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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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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与名士

秀才与名士
   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架构起了一整套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极大程度上改造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钱穆先生将科举制度作为中国社会平等的象征,然而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度是支持中国官僚政治高度发达的杠杆之一,他认为:“科举限制越严,竞争越烈,而其对思想统制,亦越易就范;对上级官僚,亦越易卑躬屈膝表示忠诚。士之可鄙与否,满可不问,官僚的统治,却显然由此注入了新的血液。”
   我在《儒林外史》里看到了读书人为了功名而作的种种挣扎,以及挣扎的可悲、可怜与可鄙。不过,在康乾时代,功名确实能够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范进中举前后的巨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胡屠夫以前对这个不争气的女婿大骂出口,全然不顾女婿的知识分子的面子;而一旦范进中举,他立即认定女婿是文曲星下凡,连碰也不敢碰一下。功名有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魔力。但是到了清末民初,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功名”的头把交椅已经摇摇欲坠。飘瓦之《京华闻见录》有“秀才顶子”一则,可与范进中举对照阅读,从中可以看出世风的变迁。
    《京华闻见录》据作者所说,乃是:“余幼随侍京师,诵读之余,闻客谈京师事,辄倾耳听之不忍去。稍长,游于衢,有见必铭诸心。南旋故里,忽忽十稔,追忆往所闻见,多有可记,爰拉杂书之,以当丛谈。”因此,这本笔记较多地保留了晚清社会生活的原汁原味。其中,“秀才顶子”生动传神地勾画出当时人们对酸腐而卑劣的读书人的嘲讽和鄙视。“谚谓‘秀才顶子,屁股架子’。以余所闻,此高高在上者,不特不足增声价,且时以笑柄贻人,即与旧铜铁等视,亦无不可。”这样的开头让人觉得有些刻薄,尤其是引用的那句谚语,将“秀才顶子”和“屁股架子”并列,使人想起晚清的一系列谴责小说来,连一丝余地也不给人留下,完全与传统的温柔敦厚之旨背道而驰。接着作者一连讲了三个故事,有力地印证了他在开头就提出的观点。

   故事之一是:“万藕令青藜督学浙江,按临吾郡。一茂才因带怀挟,为搜检者查出。万令取是人大帽至前,亲摘其顶掷地,又责手心十下,始纵令入场。茂才俯拾顶,已被摔成扁形,匆匆置顶盘上,戴之而入。见者皆掩口葫芦。”在这里,顶子比人本身要重要,人可被打,而顶子一定要保全。秀才令人同情的地方多于令人鄙视的地方。与范进、孔乙己一样,他们不过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而已。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毒害,甚于毒品,深入骨髓,终身不能自拔。
   第二个故事是:“某学使到任后,先按临湖州,见生场顶皆金,以为违制,肆口谩骂。学师问应戴何顶,学使谓仅可用银。次日试某县,生虑受呵责,欲易之以银者,又为时不及,乃皆以银箔糊之,学使始无言。后学使未满任去,继之者至湖,见生场顶银,则又大笑。学师语以故,学使谓旧使太胶执,于是顶复自白而黄,还我书生本色矣。”这一则更加有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要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秀才顶子的颜色有严格的定制,马虎不得。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们也挺聪明的,他们用银箔糊在上面,居然也瞒过了学使的眼睛。秀才顶子的颜色可以看成是历代改朝换代的象征:变的仅仅是颜色而已,骨子里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改变。
   故事之三是:“吾郡某太使为甘肃学使,至某府时,某县新生参谒,中有十数人,衣甚褴褛,头上顶皆有棱,注目视之,实黄纸所成,则地瘠民贫故也。然太使满任,犹携归七八万之多,可称理财能手。”这一则写甘肃人民的贫苦,仅仅从纸糊顶子之一现象入手,就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表面上是在写顶子,实际上是写学使的贪酷,所谓“理财能手”,其财是建立在民众血泪之上的。用一句俗话说,就是“鸡脚杆上也要刮一层油”。三则故事,都是说“斯文扫地”的,到了晚清确实是斯文扫地。一个社会要出现大的变化,其前奏就是文化精神和文化品质的沦落。
   在况周颐之《餐樱庑随笔》中,也记载了科场的种种趣事和丑事。朱稻孙去考试,在检查关口前面,披襟而前,鼓其腹曰:“此中大有夹带,你们能搜走吗?”这一举动颇有魏晋人的风流。而张殷斋应顺天府试时,进行例行检查,他居然尽脱上下衣裸而立。“王大臣无可奈何,检其座,得白酒一瓶,以为言,则立饮尽,碎其瓶。益忿怒,竟奏劾褫革。……仲尼不为已甚,其得祸也益也。”不管对与错,考场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看的地方,人的尊严别想在这里得到保全。秀才的心灵已然严重地扭曲了,而考官们许多也是愚昧之极的家伙。
   孙玉声所著《退醒庐笔记》写主考官们,比秀才还要不堪,“诗出搭题”一条载:“前清某岁,苏州太道课士于城东之敬业书院,其诗题系‘万户玉阶仙杖拥’七字。题下后,诸生遍考《题解》、《韵编》等书,不知出处,相顾茫然,因询诸监场之宣琴山广文,广文亦不知对,允俟午餐时,向主试者代询。主试某观察固纳粟得官者,嗫嚅曰:‘似出《千家诗》内。’于是各以儿时诵读之《千家诗》翻阅,始知将‘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杖拥千官’二句截而为一,不禁哄堂。盖某观察误以为文题可以出截搭,诗题亦然,以致贻此笑柄也。”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晚清的一套教育、选官制度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效果,很难起到实际的作用。孙氏深有感慨地说:“然亦足见前清试士之等于儿戏,而主试者胸无点墨,复好自作聪明矣。”
   秀才是可怜的,而名士似乎要自由得多。“名士风”在中国文人传统中根深蒂固。对所谓“名士”的反思一直是一个空白,因为名士从来都是文人所欣赏的对象和所追求的目标。而在冥飞之笔记《无所不谈》里,有“名士”一则,对名士传统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读之耳目一新。笔记的名字“无所不谈”就让我喜欢,因为在中国的文章里,百无禁忌的文字太少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疆域分得清清楚楚。这本笔记确实说出了许多以往不能说的东西。且看“名士”这一则:“名士者,世界至不祥之物也。其为祟,小之以害于而家,大足以凶于而国。此辈清流,投诸浊流。盖叛贼之行为,固亦有快人意者,此类是也。吾考历史所载,古今贪冒无耻之徒,多属于一时知名之士。若扬雄,名士也。刘歆,名士也。谯周,名士也。魏收,名士也。褚渊,名士也。石崇,名士也。冯道,名士也。陶谷,名士也。乃或为篡贼之走狗,或为江湖之大盗,或为贰臣,或为秽史。若而人之品格,较诸全躯保妻子之臣,有下百倍。彼叔孙通绵蕞习礼,犹谗谄面谀,曲学阿世之小者耳。”
   作者的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例如他强烈的“忠于一朝”的观念,我就很不以为然,事二朝、三朝,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王朝与王朝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作者揭示了名士最可恨的一点:虚伪。虚伪是中国文化的负面因素之一,而在所谓名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大多数名士来说,虚伪已经内化到他们的骨髓里,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资源的一部分。
   作者以上所列的一群名士,亦有高下之分,不过共同的一点就是虚伪。《庄子》中早就批判过孔子和他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认为孔子就是大盗,用的是绳索一样的思想去征服和束缚他人。大盗不仅不受谴责,反而受到推崇。大盗有“虚伪”这层面纱来掩盖自身的丑陋,迷惑了大多数人。中国历史上,有奸臣误国之说、有昏君误国之说、有太监误国之说、有流寇亡国之说、有藩镇亡国之说、有外族亡国之说,不一而足,但偏偏没有名士误国、亡国的说法。一是因为名士的破坏性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矫揉造作一点而已,表面上看他们都是无害的;二是因为书写历史的大多是这帮名士们,他们怎么会自己揭露自己呢?他们只会拚命地说自己以及自己这一类人的好话。东晋就是亡在名士的清谈上,所以石勒处死了王衍等一大帮名士。而晚清也是一个名士最多的时代,他们是改革最大的阻力所在,笔记作者对名士的批判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虽然他一句也没有提到当时的名士。
   瞿兑之在《杶庐所闻录》里对名士的调笑更加生动。明清以来,士林毒雾弥漫,或行迹可笑,或负气倾轧,丑态百出。如“乾隆名士写真”中,写到名士武虚谷为了学不动心法,经常到菜市口观看杀人的场面。冬月大决的时候,他必定最早到场。观者数百人,也有皱眉头流眼泪的,而武氏却一个人神色不变。这种行径,比鲁迅先生所写的看客还要卑劣。为了锻炼自己所谓的心性,居然将杀人场面作为课堂,难怪大名士们当了权,能够一边读书赏花,一边设计杀人。
   瞿兑之又引《思益堂日札》的材料,描绘乾隆、嘉庆年间的名士历历在目。王兰泉在浙江当官的时候,修《湖海诗文传》、《续词综》等书,礼聘名士臧在东、顾千里、彭甘亭、郭频迦、吴同人诸君,馆之于万松书院。中秋日,王兰泉送来菜肴,另外还有绍兴酒数瓶,火腿四只。名士们商量怎样瓜分这些礼物。臧在东不能喝酒,于是把绍兴酒拿到市场上去卖了,然后大家分钱。而火腿只有四只,人却有五位,怎么办呢?真是“二桃杀三士”啊!不过,到底是一群聪明的名士,他们想了半天,想出办法来了:用勾股法畸零开方,析为五份,虽然剩下一些小骨头,也不值多少钱。读到这里,我既觉得他们很可恨,又觉得他们太可怜。经济不独立,人格的独立无从谈起。他们之所以如此斤斤计较,还是因为他们的穷、因为他们对官僚经济的依附地位。撇开经济,奢谈道德,毫无意义。而这群名士之间的文人相轻也极为利害。彭甘亭处处对人说:“臧在东的学问只在衣箱子里。”原来,臧氏之先人故老学,所著述未刊行。臧氏一出门就把自己先人的著作放在衣箱里。别人向他问问题,他立即关起门来查先人的著作,从中找答案来回答。这样愚昧虚伪的名士,这样胸无半点墨的学者,的确让人痛恨。
   贪财的名士,杭堇浦算是一个。瞿兑之记载了关于杭氏的一系列轶事。全祖望与杭世骏本来同是浙江著名的学者,全氏品行高洁,在书院讲学时,除了束修外,一介不取;而杭氏则贪欲无穷,到广东讲学时,带去大批湖笔,请求广东的封疆大吏命令下属用重金来买,自己从中大发横财。全祖望对他的行为不以为然,写信劝告他,结果两人反目成仇。据洪亮吉记载,杭世骏有钱癖,“每馆俸所入,必选官板之大者,以索贯之,积床下或至尺许,其他破碎及私铸者方以市物。在钱塘,常于里中少年博于望仙桥下。”好一副唯钱是图者的嘴脸,连小孩子的钱都想骗取,可算是无耻之尤了。《庄谐选录》云:“乾隆帝南巡,堇浦迎驾,帝问里居何以自给,对曰设荒货铺。后问何为荒货铺,则曰收买破铜烂铁。即日,御笔书‘收买破铜烂铁’六字赐之。”这个家伙把肉麻当作有趣,真是让人恶心。他的学问境界有多高,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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