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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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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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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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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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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学的反思

   考据学的反思
   
   有清一代,文网严密,考据学大盛,而对考据学的反思甚少。冯君木之《夫须阁随笔》有一则“考据学”,短短数百字,探究了考据学兴盛的原因及危害,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綮。在国学又如日中天的今天,重读此文,或许能够带来某些新的启示。
   冯氏认为:“满清儒生学问,崇尚考据,名公巨卿,多从此中出,相与提倡,至同、光之际,未尽衰也。”这里,他揭示出一个秘密:考据学貌似纯粹的学问,实际上跟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八股文是儒生的敲门砖,考据学与八股文没有本质的差别,所谓“名公巨卿,多从此出”,说明学问也可以换官做,或者官把学问当作摆设,两者有一拍即合的倾向。鲁迅在讨论清学的兴盛时说,用三百年的奴隶命运来换取这种学术成就,到底值不值的?然而,历史往往峰回路转,二十世纪的90年代,学者们又开始重温当年的旧梦,把“国学”捧上了天,仿佛它是一剂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而且还能输出去拯救世界受苦的大众。这样的见识,比起世纪之初的冯君木来,简直就成了三岁小孩的想法,幼稚无比。
   冯氏举了张之洞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张之洞被认为是晚清最有学问的高级官僚之一。其《书目问答》是学者们入门的必读书。而冯氏则认为:“张文襄张皇经学,亦沿考据旧习,所谓宏奖风流者,其初不过如此。观《酉轩语》及《书目问答》二书可知矣。且《酉轩语》直钞江藩《经解入门》一书者至十分之八九,而文襄自叙云称心而谈,一无剿袭,事至可怪。”其实,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经学这个领域里,抄袭早就司空见惯。清代的汉学,本来就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在统治者的高压之下被迫作出的无奈的选择。不是出于自觉,必然导致“求真”精神的失落。学问本身并不能让学者本人获得精神的自足,这样,发生抄袭的现象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学问与价值判断脱节,学问不足以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清学大师之中,人品不足道者比比皆是。学术的基本原则也被放弃了,为了迅速向权力靠拢,以抄袭的方式为捷径,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试想,纲常教义自中世纪分裂局面以后,不是重复成为我国的正统思想么?社会进步了,文化也逐渐开展,一般居仁由义、吟诗作赋的有识之士,不是日益熏心于利禄,而不复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安危死活为念么?统治者是异族,他们就忠于异族,统治者是同族,他们就做同族的官。”本来是外在于科举制度之外的学术,偏偏成为科举制度的补充。“在野”的学者,摇身一变,很快就成为皇帝的顾问,甚至比走科举之路还要快。难怪冯氏感叹说:“岂江书为近人伪为者耶?”天下文章一大抄,天下学问也是一大抄。因为文章和学问的背后都没有可以支持终极性的精神资源。皇帝一旦送上秋波,很少有学者能冷眼相对的。
   清代的“博学鸿词科”网罗了大批的学者,徐珂的《松阴暇笔》有“康乾博学鸿词科”条,详细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康熙、乾隆两开博学鸿词科。而乾隆朝有赐同博学鸿儒科,比于赐同进士出身者,《校经 文稿》书已未词科荐举目后云:全谢山吉士《公车微士录》予曾于山舟侍讲处仅抄有一册,只中选五十人,有赐同博学鸿词科高士奇、励杜讷在南书房赋诗一首。”徐珂还引李集所撰《鹤徵录》所记:“康熙已未、乾隆丙辰两科召试博学鸿词之事,前录八卷,百八十六人。后录十二卷,二百六十七人。祥记履贯著述,并采笔记、诗话附之。”身份不独立,学问又怎能独立呢?成为“官”的一员以后,学问就很难再保存自身的独立了,学问不得不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
   冯君木最后写道:“然文襄晚年亦知旧学之误人,有诗曰:伯厚多闻郑校雠,金兴元灭两无忧。文儒冗散姑消日,误尽才人到白头。”张之洞自己最后也觉悟了,而世纪末的学者们又昏昏然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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